主母病危，一个下仆可能会焦虑，也可能会担忧，却绝对不可能愤怒。除非，他发现或者是意识到自己被人利用，成了棋子，于是才会产生愤怒的情绪。
这些，都是傅珺后来才想到的。那时已经是事发后两个月了，她是通过回忆，才确定了这一点。
而事情查到汲泉的身上，傅珺便已再无施展的余地。
汲泉是傅庚的人，傅珺只要稍有动作，傅庚必会查知。傅珺无法绕过傅庚去继续查案，她只能将这件事交予傅庚，由他继续往下查。
在那封信的末尾，傅珺这样写道：
“在许多事件中，小人物往往能起到关键的作用，娘亲之逝，从根本上说，便在于不曾防及这些小人物。汲泉是父亲的长随，女儿查到他的身上，已属对父亲不敬。然此人乃本案破点所在，须得细查。故女儿写下此信，将所知悉数相告。女儿相信，父亲一定能给女儿一个圆满的答复。”
而傅珺没有写在信里的是，对于汲泉，她曾经有过动手的念头。
她打开了王氏留下的秘匣，对着那一排排的药瓶，想象着将其中的某种药物，洒在汲泉的饮食中的情景。
而最终，她却没有这样做。
她掌握的证据不够充分。她所掌握的全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人亲眼看见汲泉钉窗子，也没有人看见汲泉将密室的钥匙交给了旁人，更没有人能够证明汲泉与哪个女子过从甚密。
傅珺所拥有的，大部分仅仅只是她的推论。虽然她有九成的把握可以断定，她的推论与事实十分接近，但是，那毕竟只是推断，而并非事实。
更何况，就算证据充分，她应该也必须将之交由本地的司法机关，依律法处置，而非私下行刑。否则，她又与那些犯罪分子何异？
所以，她只有将所知的一切写在信中，告知傅庚，并请求由这个比她更有能力、也更便于行动的成年人，来完成对此案的侦查工作。
傅珺深知，能够查到汲泉的身上，于她而言已是极致。她的年龄、身份与性别，注定了她在此事上能够施为的空间，只有这么一点点。她甚至应该庆幸，至少她还有可以委托的对象，而这个人又恰巧是她的父亲。她的直觉告诉她，傅庚一定能够将此事彻查到底。
因此，那封信与其说是请求，不如说是委托。虽然傅珺明知道，为人子女者，在大汉朝这样的时代，写了这样一封冰冷且毫无感情的信给父亲，是极为不妥的。可是，她只能写出这样的信来。
她的怨与恨，还有不甘和委屈，只能通过这样一封没有抬头亦无落款的信，传达给她的父亲。
在潜意识里，她希望傅庚能懂得她的心情，也隐隐地希望着，能够得到傅庚的宽慰与安抚，还有谅解和许诺。
然而，在来到姑苏后的整整一个月间，她并未等到期待中的回信。(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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