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祥口中的汪文端公、于文襄公是指汪由敦和于敏中。后者前文说过，不赘。前者是乾隆早期很重要的一名朝臣，任职军机处时，除了述旨之外，还有一份很特殊的工作：就是诗片。所谓的诗片，是把皇上口中吟咏的诗句记录下来，加以整理、加工、润色的工作。
汪由敦是安徽人，寄籍浙江，雍正二年的翰林，是张廷玉的学生，因为有老师的助力，得以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他之后是于敏中，也同样都是那种博闻强记，于诗词一道有着专才的大臣。
高宗腹笥极厚，诗才若海，而且瘾头极大，经常想起来就会做一首诗，有时候在和军机大臣见面的时候，也不忘记作诗。不过这样得出来的诗，难免会有不通之处，便需要到汪由敦和于敏中了，每每在皇帝吟诵一遍之后，便要记在脑中，下来之后认真誊写，把其中一些典故、出处舛误之处恭录在一旁，再一次呈报到御前，皇帝诏准之后，再行正式的记录下来。
不过在一开始的时候，这样的工作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大约是这样的：军机处刚刚成立的时候，是不像后来那样全体军机大臣一同觐见的，而只是招军机首辅到君前奏对，回来之后再把皇帝的旨意转达给其他人。
当时的军机处一个有六个人，分别是：鄂尔泰，张廷玉，讷亲，纳延泰和班第。表面上看起来是鄂尔泰领班，实际是讷亲。
军机大臣的排次首先论品秩，品秩相同论资格。讷亲袭祖父遏必隆的爵位果毅公，异姓封公，是为民公，算是超一品的朝臣。所以，每每于高宗面前奏答呈旨的，都是讷亲。
讷亲其人并无太多的实能，而且更主要的一点是，不知道他是年纪太大或者是怎么样，呈旨之后转述之时语句混乱，词不达意是常有之事，军机处其他人写旨之后呈报御前经常被发回重来，甚或一而再，再而三也事非罕见。弄得负责述旨、写旨的汪由敦苦不堪言。
试想一下，连口语转述的旨意都不能清楚的表达，皇帝口中言辞华丽的诗句，又如何记得下来？到后来，不但是汪由敦辛苦，连乾隆也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大对头。正好，傅恒内用，以皇后之弟的尊荣领衔军机，据说他以军机首辅见驾的第一天就进言：“奴才年纪渐长，记性不好，怕误了皇上的大事，请召军机大臣一体觐见。”
乾隆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便同意了。于是，从这时候开始，军机大臣同班觐见便成了传统。而汪由敦述旨的工作也料理得容易很多了。至于他的另外一份工作——诗片，也变得更加应对自如了。
今天文祥突然提到这两个人，不用问，他是在拿皇上比作当年的高宗皇帝了。果然，只听文祥继续说道：“据汪文端公所言，圣上所作之诗，每每契合杜工部‘晚节渐于诗律细’之言，诚乃大诗人必讲究‘制题”务期允当，一字不可更易之至理！奴才思及前贤，心向往之。今日得见皇上御笔，似乎也只有我皇上不但诗才可比拟先皇高庙，这份强记的功夫，更是高庙求之而不可得的呢！”
皇帝扑哧一笑，从内侍的手中把笺纸拿了回来，放在桌案上：“你这个文博川啊。”
文祥一席话说得曾国藩等人暗中佩服，这样一番话说得，真如同是大文章所言：凤头、猪肚、豹尾！起承转合之间居然没有半分雕琢，真亏了他是怎么想出来、说出来的？
年轻的皇帝面上的微笑逐渐收敛，在一边坐了下来：“今天叫大起的时候说的话，你们也知道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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