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良与刘锡祺接上头之后，不久黎元洪派人来请，他便再去拜会黎元洪。
“景良无能，辜负都督厚望。这些日子，景良奔走于革命军将士之间，想乘间说动旧部为都督效力，竟无隙可乘。此路不通，只有另谋他途。”张景良先自责道。
“不怪你，革命军已经自成体系，想要插手谈何容易，我早不抱此奢望。”黎元洪轻叹。
沉吟有顷，黎元洪又把昨晚孙武登门拜访一事相告。
“恭喜都督，有孙部长相助，都督早晚能够掌握军政府实权！”张景良假意道。
“哎，我昨晚已经婉拒了孙部长的好意，现在想来颇为后悔，贤弟大才，可愿意为我从中斡旋一二？”黎元洪对张景良一向都极为信重，在他面前也不多做姿态。
“但有所命，在所不辞！景良大胆向都督讨一份便宜行事的手令。”
黎元洪不疑有它，当下就手书一份，给了张景良，让他代自己去联络孙武等人。
于是，有了张景良找孙武商议一幕。
此后几天，张景良频繁联络武昌城内原旧军官，借组建都督府军官团的名义，乘间拨弄。这些旧军官多数只在军政府领了份闲职，薪水又低，怨气颇大，除了少数几个老成持重之辈，当下都被张景良一一说动，愿意为黎都督效力。
原来，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后，为节省军费，对革命军薪水做出规定，因在草创时期，士兵薪水一律十块银元，军官不分等级，一律十五块银元。为何用银元不用银两？因为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为划一银元，在武昌、南京两地设造币厂，铸造了大量银元，每元（圆）合银七钱二分，预定次年10月发行。武昌起义之后，这些铸造好的银圆（元），立即被革命军充作军饷。王麟又下令继续铸造银元，不过上面的头像，自然换成了“王大头”，这些事具体自有财政部长胡瑞霖等一干人去操办，揭过不提。
却说为了安抚那些投闲置散的旧军官，军政府让他们与革命军军官领同样的薪水，每月十五块银元。可是对于这些习惯了每月薪水数百、上千银两的旧军官，十五块银元不过是杯水车薪，他们内心顿时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只好认命。
这次，有黎都督出面，组建军官团，听说还有革命党的首领孙武部长出来主持，待遇从优，并且有望重新执掌权柄，他们自然一呼百应，多数都立即允诺参加这个“军官团”。
张景元却不知道，他的行踪早就被军情局严密监控，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卫兵记录在案，随时向程正瀛报告。
与此同时，孙武在军政府内也已经放出风声，要起用旧军官，组建军官团，好为革命军制定方略。
此时，湖北军政府内，王麟不在，宋教仁在为制定《鄂州临时约法》着忙，居正恬淡为怀，不爱管事，汤化龙等立宪党人都是文人，军事方面不能赞一辞，对于此事有发言权的只有张振武、蔡济民、邓玉麟、李翊东等人。
对于孙武此举，张振武很不以为然，这些旧军官，不杀他们就是军政府的德政了，哪还能重用他们？不过，这些天来，张振武带着宣传部的一班“秀才”，天天下到士兵中间，宣传革命道理，自己部内的事情都忙不过来，组建军官团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参谋本部的事务，张振武、孙武以前又同为共进会的骨干，交情不错，他碍于情面，就没有过问。
李翊东力持不可，不过他在革命党人中是小字辈，虽为王麟超擢为宣传部副部长，却并不放在孙武眼里。
蔡济民、邓玉麟二人都有不同意见，但又不好明言反对，因此都主张不急于一时，等总长回来再作决定。
孙武不满道：“只要于革命大局有利，就当速行，什么事都要等总长决定，你们把王总长当成什么了？皇帝么？”
蔡、邓二人见孙武说出如此重的诛心之言来，也不好再反对。
接着，孙武又把一干旧军官召集到军政府，“聚议”了一次，军官团初具雏形。
就在孙武以为大事已定的时候，张景良那边却出事了。
却说张景良联络好了一干旧军官之后，带着刘锡祺上黎元洪家里找黎都督“邀功”，不想被门口的卫兵拦下了。
此时，都督前侍卫队长许文彪，奉命带人北上公干去了。王麟离开武昌之前，循黎元洪之请，安排了前四十一标某营管带方劲夫，接替了这一职务。
张景良正在与卫兵争执的时候，方劲夫走了出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在都督家门口吵吵嚷嚷，成何体统？”
“报告方队长，属下怀疑这两人是奸细！”卫兵谢志元指着张景良、刘锡祺说道。
“误会，误会，我等是都督旧部，早已向革命军投诚，此来有重要情报向都督禀报。”张景良连忙解释道。
“这是前二十九标统张景良，早就投顺革命军，在军情局有备案，不是奸细。”方劲夫也从旁解释。
卫兵依然不愿放行：“这两人形迹可疑，必须搜查！”说着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张景良、刘锡祺二人捉住，仔细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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