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木说要去京城，不是那么容易的。家里一大摊子事需要她处理，处理完之后才可以离开。
现在出门和后世完全不一样，不是说走就走，路上的人吃马嚼，怎么住店，路上需要多少人保护，要不要请镖局护卫，或者是要不要随着哪个商队一起进京，这些都是需要提前安排清楚。张致和同他们不一样，他可以住进驿站，安全是有保证的，最多也就是讹一些钱罢了。可是安木和大郎是未成年的人，在路上万一遇到什么事情，那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了。
家里的田地可以交给何老三打理，反正这么多年也一直是他家在佃，基本上没有出过什么差错。新坑更是不需要操心，每隔几天谢家都会运过来一些废弃的边角料，就是这些边角料让安家的新坑一直能招揽到足够的‘货源’。
虽然这几年沙湾村的村民们收入渐渐高了，许多人都不再用废纸做纸袄，可是外村依旧是有不少的穷人，他们是需要纸衣的，所以沙湾村好多人做这个生意的。说起来倒是令人心酸，他们在安家以低价买回了经过锁嫂家挑捡的废纸，然后再次挑捡一番，将那些碎的不能再碎的纸渣以低价卖给穷人们。剩下的一些废纸，他们便用故衣店买的旧衣将废纸缝进去变成夹袄，然后卖给那些手里有余钱的贫民们。
虽然这样赚不了多少，可是总归这是家中多出来的收入，所以一到农闲的时节，家家户户便开始缝制纸衣，陈州几个县的旧衣货郎最喜欢往沙湾跑，因为每年沙湾都会收购大量的故衣，再往外出售改好的塞满了废纸的夹袄。货郎再拿着改好的夹袄卖给那些没有钱买棉袄的贫农们。就这样一收一卖，不仅村民们赚到了钱，货郎们一年下来最少也能赚个几吊，多的可以达两三贯以上。
也有一些人家中妇人少。没办法做改故衣的行当，便直接从安家收购废纸转手再卖给其他的新坑，从中赚一些中介钱。
虽然在安木看来，赚贫民的钱，是非常可耻的行为。可是在现在这个年代，棉花这种作物不是一般人可以种植的。官府根本不允许老百姓毁麦田种棉花，更别提毁良田种棉了。一旦让官府发现有私种棉花者，轻者判刑，重者流放。
所以安木明明知道棉花可以在中原大面积的推广，却依旧没有办法。后来张致和做了官。才托了他的福荫。家中买了五十亩荒地种了些棉花。用荒地种棉花。本就是无奈之举，棉花对土壤的要求较高，病虫害也厉害。然而饶是如此，这五十亩地也让安木赚了不少钱。除了能替自家人全部套上了冬衣。每两棉花卖了七十文的高价。
郑家在其中发现了商机，苦涯先生特地让长子来了安家取经，发现棉花确实利润高。便通过他家在京中的力量，不知拿什么好处打通了三司，三司勉强同意郑家在陈州大面积试种棉花。
第一年，棉花丰收，郑家的二十顷地获得甚丰。这一下子许多官员家族也坐不住了，纷纷加入了棉花种植的行列中。许多农民纷纷跑到郑家，以身相投。愿意将家中的田地全部卖到郑家，只求郑家允许将他们的田改成棉田。两年之内，就将每两七十文的棉花价格一下子压到六十文以下。虽然价格确实降低了，可是依旧不是老百姓们能消费得起，纸衣依旧是大宋朝最下层老百姓的唯一选择。
安家也托着郑家的福。一下子购买了数百亩田地，专业用来种植棉花。
虽然许多人眼馋安家，可是倒也没有几个人敢动手。郑家的苦涯先生就不说了，是去世的安举人授业恩师，最重要的是朝中的张学士，他是安家的启蒙老师，曾放出话来，安家一双小儿女与他如同亲生骨肉般看待。这让许多想伸出爪子的人，掂量起了安家的份量。
这些年，也不是没有人往安家伸爪子，小点的就直接被候押司处置了，大一点的就直接交到了郑家，若是官员亲族，就报上张致和的名字，所谓官官相护，你若是趁着别人不在时在后面找了人家孩子的麻烦，难免不被他报复回来。
再加上安木早早的对外说过书屋入不敷出，是用卖棉花的钱来支撑着，安家的棉田再多，可是书屋每年购买的书籍量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几乎上填不满。所以，安木每年都会用苦涯先生的名义召集各位乡绅，要求他们捐款捐物用以维护书屋的发展。
万一安家没有钱支撑书屋宣布倒闭，直接就可以将责任推到巧取豪压人的身上，到时书生们的怒气可就要找个地方倾泄，那谁能承受得了？
更何况安家一对孤儿，又何必在他们口里抢食，所以这些年来安家倒被这些人保护的一丝皮毛也没有伤到。
然而大错特错了。安家最赚的就是书屋！
惜学书屋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免费后，宣布由于支出过大，将免费改为收费，安木将后世的图书馆借书政策拿到了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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