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延续上一章的话题，继续探讨官方系统中的常规及非常规的新闻传播方式。所谓传播方式，实即传播手段。不论传播手段如何千变万化，花样繁多，总不出经由中介的间接一路和通过交往的直接一途这么两大类型。现在常说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无非是对自古及今这两大传播脉络的承继与拓展。至于当下的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则又似将二者交融为一体了。从传播的视角看，信息不管是经由中介系统还是通过人际网络，都在于使原本孤立的各方发生联系，产生互动。不言而喻，天然的人际交流总不免受时空的制约，为了突破这一限制，使信息得以尽快尽广地流传开来，人类便在文明的进化历程中，不断地发明和完善各种中介手段。从远古的结绳记事到西周的置邮传命，从文字的书写到书籍的印刷，从古代的邸报到现代的报刊，从广播到电视，进而到如今被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互联网等，都是这一努力的结晶，这一跋涉的足印。而我们这里所探讨的一系列传播方式——烽燧、榜文及其他，也都不妨被视为这一文明长河中波涌浪翻的一个个浪头，一股股潮流。
白日登山望烽火
如同露布一样，烽燧也是通报军情的常用方式。一般来说，烽燧常同边关、征戍、大漠、沙场等形象联系在一起，就像唐诗里反复吟咏的：
涂山烽候惊，弭节度龙城。
魏征《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杨炯《从军行》
烽火然不息，征战无已时。
李白《战城南》
鼓鼙悲绝漠，烽戍隔长河。
郎士元《送李将军赴邓州》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
李颀《古从军行》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王昌龄《从军行》
沙场烽火侵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
祖咏《望蓟门》
烽燧报警究竟源于何时，现在无法确知，至少西周时这种传播手段已见使用，最著名的莫过于幽王烽火戏诸侯之事。据《史记·周本纪》记载：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悦）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最初，“烽”与“燧”各有所指，是两个独立平行的名物，后来二者逐渐固定成一个专用词语，用来指一般所说的烽火。关于烽与燧的能指与所指，前人早做过详备的考辨李敬一先生在其近著《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中，对此进行了较系统的综述。详见该书第5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公认的看法是：“夜里点的火叫烽，白天烧的烟叫燧。”《古汉语常用字字典》，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细则正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下》李贤的一条注里所言：
边方备警急，作高土台，台上作桔臬（一种可以上下牵引的机具），桔臬头有兜零（笼），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燔（焚烧）之，望其烟，曰燧。昼则燔燧，夜乃举烽。
简言之，烽指火，燧指烟；白天燃烟，夜晚点火。因此之故，烽燧又称烽烟、烽火。如姚合《送李廓侍御赴西川行营》诗：“从今巂州路，无复有烽烟。”另外，边地荒凉，柴薪难觅，所谓“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高适），“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岑参）等名句，都是这一荒寒景象的生动写照。于是，白昼燔燧燃烟，便不得不常以狼粪代薪，就像边地牧民至今仍有以牛粪为燃料者一样。之所以使用狼粪，一是此物当时在边关可能遍地皆是，收集起来容易；二是狼粪烧出的烟又高又直，容易看到。唐人段成式，在其“所涉既广，遂多珍异”（鲁迅）的名作《酉阳杂俎》中曾写道：“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唐）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160页。如此一来，烽燧便又有了另一常见的别称——狼烟，而狼烟四起便同烽火连天一样，都成为乱世的写照。
从传播的时效上讲，烽燧在古代诸多传播形式中无疑属佼佼者。蔡谟《与弟书》里就讲道：“军中耳目，当用烽鼓，烽可遥见，鼓可遥闻，形声相传，须臾百里。”如此迅捷，在电信技术用于传播前实可谓“神速”。所以，烽燧自然始终与十万火急的军情通报联为一体，而“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赵嘏《水调歌》第一）便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常见画面。作为最迅捷的传播手段，烽燧报警降至唐代已形成一整套完备的制度、设施与运作规则。当时，每三十里左右设烽候一座，制同三十里设驿站。候又作堠，指瞭望敌情的土堡、哨所。烽候连用即指燃放烽烟的烽火台，如陈子昂《感遇诗》云：“亭堠何摧兀”，徐悱《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琊城》云：“甘泉警烽候，上谷拒楼兰”等。临近边塞的烽候为加强防卫能力，还筑有驿站似的城池，并置烽帅一人、烽副一人掌管。即《旧唐书·职官》所言：
凡烽堠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逼边境者，筑城置之。每烽置帅一人，副一人。《旧唐书》，18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对此，成书于唐玄宗时代的《唐六典》记述得更详尽：
凡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冈隔绝，须逐便安置，得相望见，不必要阻三十里。其逼边境者，筑城以置之。每烽置帅一人、副一人。其放烽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随贼多少而为差焉。［日］广池千九郎等校注：《大唐六典》，126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烽帅手下负责守卫烽火台并监视动静燃烟放火的士卒，称为“烽子”。戎昱《塞上曲》中有一句：“山头烽子声声叫，知是将军夜猎还。”据杜牧的祖父，不仅出将入相还留下一部史学巨著《通典》的杜佑说：“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资治通鉴》，77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几与杜牧同时出生，且同为“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的段成式，则在《酉阳杂俎》中以怪诞的笔墨记述了这么一则故事。
永泰初，丰州（今内蒙古五原）烽子暮出，为党项缚入西蕃养马。蕃将令穴肩骨，贯以皮索，以马数百蹄配之。经半岁，马息一倍，蕃将赏以羊革数百，因转近牙帐。赞普（吐蕃君主）子爱其了事，遂令执纛左右，有剩肉、余酪与之。又居半年，因与酪肉，悲泣不食。赞普问之，云有老母频夜梦见。赞普颇仁，闻之怅然，夜召帐中语云：“蕃法严，无放还例。我与尔马有力者两匹，于其道纵尔归，无言我也。”烽子得马极骋，俱乏死，遂昼潜夜走,数日后为刺伤足，倒碛（沙漠）中。忽风吹物窸窣过其前，因揽之裹足。有顷，不复痛，试起步走如故。经宿（两夜），方及丰州界。归家，其母尚存，悲喜曰：“自尔失，我唯念《金刚经》，寝食不废，以祈见尔，令果其誓。”（唐）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272页。
这个被卖到吐蕃当奴隶的烽子，凭着自己的聪明能干一步一步由下人升至近侍，最后竟然死里逃生回到家里，确实让人称奇。怨不得被《四库全书总目》誉为“小说之翘楚”的《酉阳杂俎》，专门将此事记载下来，后又被《太平广记》著录其中（见105卷）。从这则故事里我们知道，烽子同驿卒一样属社会底层，且由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充任。
唐代的烽燧系统统归中央尚书省的兵部。兵部分为四司，即兵部、职方、驾部和库部。从具体的隶属关系讲，馆驿系统的顶头上司是驾部郎中，而烽燧系统的行政主管就是职方郎中。据《通典·职官五》，职方郎中“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候”。另据《新唐书·百官志一》：“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烽候、防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虽说烽候串联起来差不多等于一条边防线，但事实上在后方、在内地也都设有成套的烽燧警报系统。尤其在唐朝防御的核心地带，如陕西、山西、河北等地，更是像前线一样处在烽燧雷达的警戒之下。据《唐六典》记载：
旧关内（陕西北部）、京畿（西安）、河东（山西）、河北皆置烽。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敕以边隅无事，寰宇又安。内地置烽诚为非要。量停近甸（临近首都）烽（堠）二百六十所，计烽帅等一千三百八十八人。［日］广池千九郎等校注：《大唐六典》，126页。
依照此处量停的烽候与人员，我们不难算出每烽的平均人数为五人，这与前引杜佑的说法相近。不过，开元二十五年的这纸罢停内地烽候的敕书恐怕仅仅是停留在书面上，并未付诸实施。晁公武在评论“六典”时尽管强调“诸司遵行，殆将过半”，但还是承认这部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的《唐六典》未能“悉行于世”语见《郡斋读书志》，转引自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9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法国学者戴何都在《唐六典正确地描述了唐朝的制度吗?》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10）。一文中说得更明确：“《唐六典》中所描述的制度并没有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甚至在玄宗临朝年间也是如此，到了后来几代君主间则越来越松懈了。”证明停罢内地烽候之敕令未能贯彻的根据，还在于当渔阳鼙鼓动地来之际，这些烽火台依然照样发挥作用。如唐人姚汝能在其保留了安史之乱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安禄山事迹》中就提到，潼关失守之夕，“平安火不至，玄宗惧焉”（唐）姚汝能著，曾贻芬校点：《安禄山事迹》，卷下。当此时，不知玄宗是否忆及十八年前在歌舞升平中下的那道“内地置烽诚为非要”的诏书，但他翘首急盼烽燧送来平安消息的心情却是可想而知的。
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崛起，形成与朝廷武力抗衡的局面，从此中央王朝强求统一与地方军阀力图分裂的冲突便持续不断。在这种背景下，各大藩镇也都设置了自己的烽燧报警系统。如李愬冒雪奔袭蔡州之夜，“至张柴村，尽杀其戍卒及烽子”《资治通鉴》卷24l。切断了吴元济的“电话线”，结果“（李）愬至（蔡州）城下，无一人知者”《资治通鉴》卷240。再如，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部将刘悟倒戈归唐，擒杀李师道，传首京师。此前，刘悟曾驻军阳谷（今山东阳谷），当他准备回师直捣李师道老巢时，潜使人以其谋告田弘正（围剿李师道的官军统帅之一）：“事成，当举烽相白；万一城中有备不能入，愿公引兵为助。……”且使（田）弘正进据己营。弘正见烽，知得城，遣使往贺。（刘）悟函（李）师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营，弘正大喜，露布以闻。淄青等十二州皆平。《资治通鉴》卷24l。
正是这个李师道在官军讨伐吴元济的815年，派刺客潜匿于上都进奏院，刺杀了力主削藩的宰相武元衡，又派兵埋伏在东都进奏院谋乱，以牵制唐军，从而制造了两起震惊天下的特大新闻。
除了上述这些常设的烽候之外，还有一种大军出征时随处临时布置的烽火报警网络。这种网络就像现代战争中前线指挥部架起的电话线，战斗结束了或指挥部转移了，它也就随之撤除。对此临时烽火的功用与操作，文武双全的杜佑曾做过详尽的叙述：
诸军马拟停三五日，即须去军一二百里以来，安置爟烽（即烽火），如有动静，举烽相报。其烽并于贼路左侧逐要置，每二十里置一烽应接，令遣到军。……如觉十骑以上、五十骑以下（之敌），即放一炬火，前烽应讫即灭火；若一百骑以上、二百骑以下，即放两炬火，准前应灭；贼若五百骑以上、五千骑以下同，即放三炬火，准前应灭。前烽应讫，（点燃上一程烽火的士卒）即赴军（大本营），若虑走不到军，即且投山谷，逐空方可赴军。如以次烽候视不觉，其举火之烽即须差人，急走告知。贼路就置爟烽，军内即须应接，又置一都烽，应接四山诸烽。其都烽如见烟火，急报大总管（元帅），云“某道烟火起”。大总管当须严备，收拾畜生，遣人远探，每烽令别奏一人押（掌管），一道（诸）烽令折冲、果毅一人都押。《通典》卷157。
这样周密细致，可谓万无一失。由此也可知唐代烽燧制度之完善了。需要说明的是，以来敌数量决定烽火之数，在隋代已成定制。如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突厥内讧，已为皇家女婿的突利可汗大败，其部落散亡，而他本人则与出使突厥的隋朝大将长孙晟，“以五骑南走，比旦，行百余里，收得数百骑”。其时，突利不免又生犹豫，觉得“兵败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岂礼我乎”，不若回去与对手和好。欲使突利入朝的长孙晟得知此情后，“密遣使者入伏远镇，令速举烽”。突利见城中连举四烽，便问长孙晟，长孙晟回答说：“城高地迥，必遥见贼来。我国家法，若贼少，举二烽；来多，举三烽；大逼，举四烽。彼见贼多而又近耳。”突利一听大惧，忙入伏远镇以避兵锋，而入城后便由不得自己了，“（长孙）晟留其达官执室领其众，自将突利驰驿入朝”《资治通鉴》卷178。再如，《太宗实录》中也记载了一段不无相似的故事：
初，罗士信（即旧小说中罗成的原型）取千金堡（洛阳北），太宗（李世民）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来攻堡，（屈突）通惧，举烽请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缓救以骄（王）世充。通举三烽以告急，太宗方出援之。《资治通鉴》卷188武德四年春胡三省注。
校尉羽书飞瀚海
如同露布与檄书形同一体，烽燧与羽檄也可谓形影相随。说起露布不能不提檄书，同样，讲到烽燧也不能不谈羽檄。
羽檄，又称羽书，严格说是征调军队、通报军情的火急文书，通俗说就是现代的鸡毛信之属。《汉书·高帝纪下》有一句：“吾以羽檄征天下兵。”对此颜师古注曰：“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就是说，称羽檄者是因为插有鸟的羽毛。而插上鸟羽则表示像鸟一般飞速传递。这种刻不容缓、急如流火的情形，在唐代诗人的笔下常可见到：
青槐夹两道，白马如流星。闻道羽书急，单于寇井陉。
王昌龄《少年行》
羽书如流星，飞入甘泉宫。
刘湾《出塞曲》
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
王维《老将行》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高适《燕歌行》
一旦敌寇压境，兵临城下，边关守军须做的第一件事无疑是举烽火，第二件事自然就是发羽书。如把烽火比作一篇战地消息的导语，那么羽书便是消息的主体了。故而，人们常将二者相提并论，如“烽火遍照于川原，羽书交驰于道路” （《高力士外传》）。前面提到安史之乱中潼关失守当晚，玄宗遥望平安火的事情。唐制，“每日初夜，放烟一炬，谓之平安火”《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载六月胡三省注。当时，玄宗先见平安火不至，已知大事不妙。第二天又看到驿骑飞送的羽书，才得知事态的详情。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下：“辛卯之夕，平安火不至，玄宗惧焉。十五日壬辰，闻于朝廷。”决计离京奔蜀前夕，玄宗最后一次登上往日与兄弟们欢歌畅饮的花萼相辉楼，演出了一幕心酸的历史悲歌：
禄山犯顺，乘遽以闻，议欲迁幸，置酒楼上，（四顾凄怆）命作乐，有进《永调歌》者曰：“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上（闻之潸然泪下）问谁为此词，日：“李峤。”上曰：“真才子也。”遂不终饮而去。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见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另见同书所收李德裕：《次柳氏旧闻》，7页。
我们感到，这首悲词不仅是大唐盛世的挽歌，同时仿佛也为烽燧传播留下一缕苍远浩茫的历史心音，以致后世之人每登临古烽火台，总会生出同样的感喟，体味同样的酸辛：“城郭为墟人代改，但见西园明月在。……试上铜台歌舞处，唯有秋风愁杀人。”（张说《邺都引》）
榜文与告示
当话题由上节的烽燧过渡到本节的榜文时，我们的感觉就像从狼烟滚滚的疆场步入其乐融融的田园，从高江急峡雷霆斗的喧腾转向唯见长江天际流的从容。
传播方式的演变同生物世界的进化非常相似。在进化过程中，有的生物完全灭绝了，如恐龙，有的被更高级的物种取代了，如从猿到人。相对于烽燧的恐龙式命运，榜文则沿用至今，与各种现代化的媒介一同发挥着信息传播的功能。
榜文，古代径直称榜，并多写作“牓”。它其实就是现在仍很常见的告示。我们认为，在唐代诸多的新闻传播形式中，榜文应该说是真正具有大众传播特质的。首先，它是面向公众的，它的目的就在于广而告之，不像状报、羽书等有特定的传播对象。其次，它是经常发布的，不像露布、烽燧等只在特定时刻使用。最后，它的内容包罗广泛，从军国要闻到日常须知都在其传布范围，具有十足的新闻性。总之，我们想象不出当时有比榜文更近于新闻媒介的传播方式。或许，正由于榜文在唐代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普适性、广泛性和常规性，使得人们像对待无处不在的空气一样对其习以为常不以为意，因而反倒没有留下多少可供一阅的“文字说明”。
傅璇琮先生在论及唐代的进士放榜时说过，“唐代的进士榜，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张榜，用大字书写贴于礼部固定的地点，一种是所谓榜贴，也称‘金花贴子’，可以传通到各处”傅璇琮：《唐代的进士放榜与宴集》，载《文史》，第二十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其实，不独进士榜，任何榜文都可分为张榜与传榜（榜贴）两种。前者如“天门日射黄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杜甫《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后者如“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白居易《杜陵叟》）。杜诗中说的“黄金榜”，即常言金榜题名之金榜，唐人多称之。如李旭《及第后呈朝中知己》：“金榜高悬当玉阙，锦衣即著到家林。”再如广宣《贺王侍郎典贡放榜》：“再辟文场无枉路，两开金榜绝冤人。”登科榜之所以称金榜，“可能当时榜书系用黄纸，黄纸金色，故称金榜；同时金榜也有吉祥喜庆的意思”（傅璇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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