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在唐代的官方传播网络中，进奏院一直是新闻史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因为，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最古老的报纸可上溯到唐代。而“唐代报纸的孕育和发展，是和唐代邸务和藩镇制度的发展紧密联系的”方汉奇、宁树藩、陈业劭等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3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另外，经方汉奇先生考订并确认的一份现存最古老的报纸，也正出自归义军进奏院。参见方汉奇《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载《新闻学论集》，第五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同时，唐史研究者张国刚先生又从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物中，发现了一份年代更早的归义军“进奏院状”，而他认为进奏院状不能算报纸。详见其《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载《学术月刊》，1986（7）。如此说来，唐代进奏院在中国新闻传播发轫史上的地位便显得十分突出，乃至于从某种意义上讲，唐代进奏院的面貌，决定着中国乃至世界最原始的报纸的面貌。
那么，唐代的进奏院究竟是怎样一种面貌呢？遗憾的是，对这一关键问题，对唐代进奏院的由来与发展、构成与运作等环节，迄今为止传播史家尚未厘清，其间尚存一些语焉不详、朦胧恍惚甚至矛盾混乱之处。因而，我们需先就这一问题做一剖析，以期廓清唐代进奏院的“庐山真面目”。
进奏院的由来
应该承认，关于唐代进奏院，当时和后来的文献中都没有留下多少详备的记录，似乎史家对此都惜墨如金，不肯浪掷一词。这也难怪，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的编者在谈及“史料的问题”时所言，许多在近代历史学家看来极为重要的人类活动领域，“当时的史官或因视为理所当然，或因认为与公认的历史标准内容无关，所以就干脆轻易地放过了”［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48页。
目前所见的一份较全面记述唐代进奏院的材料就是常被征引的柳宗元的《邠宁进奏院记》。“邠宁”指邠宁节度使，邠宁节度使设置于安史之乱爆发后的第四年，即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当年正月，史思明在河北魏州自称大圣燕王，三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之师六十万大战史思明于相州(今河南安阳)，不料竟溃不成军，眼见胜利在望的战局又陡然逆转。正是在这种严峻局势下，“六月，丁巳，分朔方（节度使）置邠宁等九州节度使”《资治通鉴》卷221。邠宁的辖区约当今西安北至延安一带，它的进奏院在长安城内的宣阳坊。参见（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柳宗元的《邠宁进奏院记》一文，对唐代进奏院的由来与职能做了如下叙述：
凡诸侯述职之礼，必有栋宇建于京师，朝觐为修容之地，会计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则皆邑以具汤沐；其在汉制，则皆邸以奉朝请。唐兴因之，则皆院以备进奏。政以之成，礼于是具，由旧章也。……宾属受辞而来使，旅贲奉章而上谒，稽疑于太宰，质政于有司，下及奔走之臣，传遽之役，川流环运，以达教令。大凡展彩于中都，率由是焉。故领斯院者，必获历阊阖，登太清，仰万乘之威而通内外之事。《柳河东集》卷26。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历来地方官进京朝觐述职，都得有个居住的地方，以便上朝时修整仪容，相聚时有处商讨。这在周朝，就是“邑”；在汉朝，就是“邸”；在唐朝，就是进奏院。进奏院的官员受各地方镇的委派出使京城，带着奏章面见皇上，同时就疑难事项向有关部门咨询，并与各方相沟通，以使朝廷的政令畅达。凡是想在首都一展风采者，大都经由此道。所以，执掌进奏院的官员，肯定可以获得登朝堂，历宫廷，拜见皇上从而通悉内外之情的机会。
柳宗元以寥寥几句便勾勒了进奏院的概貌，以及进奏院仰藩镇之威而通天听之势，笔法简当，令人叹服。只是讲到进奏院的起源时，仅以周之邑和汉之邸与之进行类比。这种类比如同现在人们常将进奏院与各地驻京办事处所做的类比一样，固然便于直观了解进奏院，但于唐代进奏院的由来及职司未免显得过于笼统，不得其实。
认真追溯起来，唐代中后期出现的进奏院或许应从唐初的朝集使说起。张国刚先生认为，朝集使与进奏院没有直接的递嬗关系，参见其《唐代进奏院考略》，载《文史》，第十八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不过，若从地方与中央的联系上看，二者的功能不妨说存在间接的传承。朝集使不是常任的官职，而只是对一种临时性使臣的称谓。唐承隋制，每年的岁末年初，州级以上的各行政长官如都督、刺史等，必须轮流到京城集中，这些聚集京师的封疆大员便是朝集使。倘若某地遭受自然灾害，或遇军情紧急，那么主官不必亲行，可以委派上佐幕僚充任朝集使。另据《唐会要》卷24“受朝贺”云：“(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敕：灵、胜、凉……等五十九州为边州，扬、益、幽……等十二州为要州。都督刺使并不在朝集之例。”朝集使的任务是“汇报所属官吏考课情况，进纳本地贡物，聆听皇帝敕命”《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朝集使”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具体的日程安排为：
凡天下朝集使，皆以十月二十五日至京师。十一月一日，户部引见讫，于尚书省与群官礼见，然后集于考堂，应考绩之事。元日(正月一日)，陈其贡篚于殿庭。《资治通鉴》卷193太宗贞观五年正月胡三省注。另《唐会要》卷7“封禅”：“贞观五年正月，朝集使赵郡王孝恭等，佥议以为天下一统，四夷来同，诣阙上表请封禅。”
尤其是新年元旦这一天，皇帝要大会群臣，在朝堂举行隆重的庆典，谓之“元正朝集”，朝集使的参拜活动至此达到高潮。此后，朝集使们便可收拾行装，陆陆续续打道回府了。
由此看来，朝集使在京城逗留的时间长达两个多月。《资治通鉴》卷197载：“沧州刺史席辩坐赃污，二月，庚子，诏朝集使临观而戮之。”由此看来，朝集使在京时间似乎还要再长一些。其间，住宿一项自然成为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唐朝开国之初，由于百废待兴，许多运作程式尚不完备，不少典章制度还在草创之际，各地朝集使来京后都没有专门住处，而只能临时租房，与各色闲杂人员混居。就像《资治通鉴》中所写到的：
先是，诸州长官或上佐，岁首亲奉贡物进京，谓之朝集使，亦谓之考使。京师无邸，率僦(租赁)屋与商贾杂居。《资治通鉴》卷197。
这种状态对高人一等的朝廷命官来说，难免尴尬；对朝集使所履行的差命，也多有不便。故而唐太宗有一次对侍臣专门提及此事时说道：“古者诸侯入朝，有汤沐邑，刍禾百车，待以客礼。汉家故事，为诸州刺史郡守创立邸舍于京城。顷闻都督刺史充考使至京师，皆赁房，与商人杂居。既复礼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叹。”《通典》卷74。太宗以先秦的邑和汉朝的邸为先例，自然不堪忍受这种朝集使(考使)与末流之辈(商人)杂居的局面。
于是，贞观十七年(643)十月，李世民下诏，“令就京城内闲坊，为诸州朝集使各造邸第三百余所。”同上。建成后，李世民还亲临视察。这三百余所朝集使在京的官邸，与当时全国358个州的总数相当，唐初州的数目,出自《剑桥中国隋唐史》，173、203页。大约合一州一邸。从此，地方官进京办事，就有了一个固定的居停之所，对此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各州的驻京办事处。不过，好景不长，不到半个世纪，至高宗永淳元年(682)，由于“关中饥乏，诸州邸舍渐渐残毁”《通典》卷74。到中宗神龙元年(705)，更有朝臣上奏，请求将诸州邸舍变卖参见《通典》卷74。另《隋唐嘉话》卷下对此也有记载，不过时间、人物与《通典》有出入，其略云“京城诸州邸，贞观初所造。至开元初，李尚书入，悉卖与居人，以钱入官”。朝集使的职任仿佛可有可无了。
长安与诸道进奏院
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安史之乱爆发。这个凸现于唐代中叶的天崩地裂的事变，将有唐一代的历史拦腰断为两截。从此，中央与地方、朝廷与藩镇之间的明争暗斗，便构成唐代下半期的一条历史主线。
正是在这一中央权威日衰而割据势力日隆的背景下，当年唯恭唯谨、贡奉述职的朝集使便从历史的画面中悄然淡出《通典》卷74：“至建中元年十二月(780)敕每州邸舍，各令本郡量事依旧营置。至二年五月，户部奏：‘若令州府自置，事又烦费。伏请以官宅二十所，分配共住，过事却收。’敕旨‘宜依’。”可见此时局面已大不如贞观年间，而此后朝集使的身影几乎从史家笔下消失了。另外《资治通鉴》卷226在写建中元年史事时提到：“十一月，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访以时政得失，远人疾苦。”又据《唐会要》卷24《受朝贺》：“建中元年十一月朔，御宣政殿，朝集使及贡士见。自兵兴以来，典礼废坠，州郡不上计、内外不会同者二十五年，至此始复旧典(州府计吏至者一百七十有三)。”，取而代之的便是作为“唐五代诸道方镇及直隶州在京师长安所置办事处”《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进奏院”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的进奏院。进奏院大约出现于兵荒马乱之际的肃宗与代宗时期，最初的情形已不可考，想来当是在平定安史之乱中，一些主要的军镇如郭子仪的朔方军、李光弼的河东军等，为加强同中央及各地的联系与协调而临时设立的应急机构，所以开始都叫“上都留后院”“留后”又称“留侯”。高承《事物纪原》卷6引《宋朝会要》云：“唐藩镇皆置邸京师，谓之上都留侯院。”。至代宗大历十二年(777)五月，“诸道邸务在上都名曰留后，改为进奏院”《旧唐书》卷11。这是进奏院的正式设立。主持各进奏院事务的一般都是节度使麾下的大将，称进奏官，又称进奏吏或邸官、邸吏。笔者所见最早一条提及进奏官的材料，出自郭子仪的《祭贞懿皇后文》。贞懿皇后为代宗的宠妃，大历十年去世，“追谥曰贞懿皇后，殡于内殿，累年不忍出宫，(大历)十三年十月方葬”《旧唐书》卷52，另《文献通考》卷60云：“唐藩镇皆置邸京师，以大将主之，谓之上都留后。大历十二年，改为上都知进奏院。”。下葬之年正是上都留后院改名为上都进奏院的第二年。郭子仪在这篇祭文中提到的“上都进奏院官傅涛”，大概是见诸文献的第一位进奏官了。《因话录》卷1载柳芳为郭子仪草《祭贞懿皇后文》事，祭文开篇写道：“维某年某日，驸马都尉郭暧父，关内河东副元帅、司徒兼中书令、洛阳郡王臣子仪，谨遣上都进奏院官傅涛，敢昭告于贞懿皇后行宫……”
作为“藩镇和朝廷间的联络机构”黄卓明：《中国古代报纸探源》，30页。唐代的进奏院不仅随着藩镇势力的崛起而出现，而且随着藩镇势力的发展而变化。到了9世纪初叶，全国节度使已发展到48个参见李吉甫：《元和国计簿》，见《通鉴》卷237元和二年。与此同时各道进奏院也差不多达到相当于此的数目。据清人徐松撰述、近人李健超增订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一书记载，唐代设在长安的进奏院至今可考的共有53家，详细情况与具体分布所示：
约占总数2／3的进奏院都集中在崇仁坊与平康坊，其中尤以崇仁坊为盛，达到23家。这一布局的形成当然不是偶然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下面不妨先简单谈谈唐代的长安。
长安，居唐代“五都”之首五都包括长安、洛阳、太原、凤翔和江陵，见《唐大诏令集》卷69《元年建卯月南郊敕》。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长安的城市布局十分规整，整个城市呈坐北朝南之势，颇具王家气派。其中位于北端居高俯瞰的，就是皇宫。这与明清皇宫位于市中心的格局形成明显而有趣的对照：一者是开放吐纳的，一者是局促封闭的，其间所表露的不同文化心态耐人寻味。唐代皇宫由两部分组成，即南部的皇城和北部的宫城。皇城主要是政府各部门如尚书省所在地，“百僚廨署列乎其间”（《唐六典》）。宫城是皇帝、后妃等居住活动的地方，其主体便是唐人习称为“西内”、“大内”的太极宫，而它的北门正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的玄武门。
除太极宫之外，在长安宫城东北龙首原上，还有唐时称为“东内”的大明宫。这里是皇帝朝见群臣、处理政务的地方。朝廷的最高权力机构——中书省与门下省也都设在此处，也就是说唐朝的宰相们都在东内办公。所以大明宫堪称唐王朝的政务中枢。在大明宫以南皇城以东，还有被称为“南内”的兴庆宫。它原是唐玄宗做王子时与兄弟们同住的宅邸，号称“五王子宅”，后来他当了太子还住在此处，开元初遂令将这一片潜龙之邸扩充为兴庆宫。以上犹如“品”字鼎足而立的大内、东内和南内，就是唐人常说的“三大内”，亦即柳宗元《邠宁进奏院记》所称“历阊阖，登太清，仰万乘之威而通内外之事”的场所。
三大内外围的长安居民区称外郭城，在统一的设计下被整整齐齐地划分为一百零八坊(或说一百零九坊)和东西两市。从皇城中门的朱雀门起，由北而南的朱雀门大街犹如一条中轴线，将长安城分为东西两半，东边属万年县，西边属长安县，两县统归京兆府管辖。城内的十四条南北街和十一条东西街垂直交叉，将全城切割成一个个独立而又相连的坊，其中东市与西市各占两坊之地。坊是长安市内的基本住宅区，除皇室及其侍卫之外的几十万长安人，包括官员、百工、市民、商旅等都散居在这一百多坊之中。每坊四周都有高大的夯土围墙，四边各开一门，坊门晨启昏闭，城区实行宵禁。坊内为一宽敞的十字街巷，连通四门，巷内有曲，将每坊隔为十余区，其间遍布王府、官邸、寺观、店铺等。一般说来，达官显宦、文士名流大都喜欢居住在朝市附近（朝指皇宫，市指东西两市），东城万年县更是首选之区。
理清了唐代长安的基本格局，也就不难理解进奏院的分布特征了。对照唐代长安的地图，可以一目了然地发现，各进奏院所在的坊都在东城，并都紧挨着品字形的三大内。其中集中了最多进奏院的崇仁坊就在品字的两个下口之间，具体说就在皇城与南内之间，往北隔三个坊正对着品字上口的东内，往南依次为妓院云集的平康坊(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云：“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师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与宣阳坊(以进奏院数而论，两坊分居第二位和第三位)，而这两坊的东面正是长安城最繁华的东市，或称唐代长安的王府井。难怪“选人京师无第宅者多停憩此，因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唐两京城坊考》卷3。同样，毫不奇怪，2／3的进奏院也自然都集中在祟仁坊一带。既然进奏院要代表地方藩镇同中央王朝打交道，既然作为常设机构进奏院除公干之外，还免不了有大量的生活起居之需；那么，在长安城里，还有哪里比崇仁坊这类既靠近宫廷又毗邻闹市的里坊更便利更合适的呢?答案不言自明。对进奏院的官员来说，这样的地方显然是进退自如，左右逢源。顺便提一下，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据姜亮夫先生考订，张议潮之名不应作张义潮。详见《向达先生纪念文集》，74页。后来入朝为官，朝廷赐他的一处宅邸就在平康坊参见《唐两京城坊考》卷3。而归义军进奏院所在的街坊却湮没无闻了。从这一情况可以推断，上列“唐代上都进奏院详情一览表”中的五十三家进奏院，并不代表进奏院总数，而仅仅代表目前坊里可考的进奏院总数。当然，实际数目应该距此不远。
进奏官素描
关于唐代进奏院的职能，唐史专家瞿蜕园先生曾做过精炼的概括：
唐代藩镇均于京师置进奏院，以进奏官任呈递公文，探报消息之责，有似明、清督抚所派驻京之提塘官，但进奏院初名留后院，以大将主之，得以入见皇帝陈述事件，非提塘官之为低级武弁可比。（清）黄本骥：《历代职官表》附录《历代职官简释》(瞿蜕园)，1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新闻史权威方汉奇先生又进一步阐明：
(进奏院)既为所代表的地方呈递章奏，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和政府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方汉奇、宁树藩、陈业劭等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37页。
下面我们就从进奏官入手，来探究一下进奏院的日常事务。
如前所述，主持进奏院日常工作的是进奏官。进奏官由藩镇首脑委任，多为亲信，“因此只对派遣他的藩镇和诸道长官负责，不受朝廷管辖”同上。鉴于藩镇在唐代尾大不掉、各自为政的局面，称雄一方的割据势力常似独立王国、各行其是的史实，类似下例的情形便不足为奇了。昭宗龙纪元年(889)，权势倾天、不可一世的宣武军节度使朱全忠(温)，在刚被封为东平郡王之后不到一年又要求兼领盐铁使这一肥差，结果遭到嫉恶如仇、欲振朝纲的元老重臣孔纬的断然拒绝。孔纬声色俱厉对宣武军进奏官说道：“朱公须此职，非兴兵不可!”《资治通鉴》卷258。完全是一副两国交兵最后通牒的口吻。
不管是上都留后院，还是上都进奏院，从传播的角度看，其功能都不外乎通风报信，即向朝廷禀报有关事项和向藩镇传递有关信息。前者正如朱全忠求盐铁使一例所示，后者则更频见于史籍记载。比如唐昭宗天复三年(903)，盘踞开封的朱全忠准备向山东淄青镇节度使王师范发起攻击，但又害怕他的老对手、山西军阀李克用抄自己的后路。于是，他就在长安故意放出风来，说我与李克用本没有太大嫌隙，希望朝廷善待他，多加抚慰云云，摆出一副和好的姿态。这个政治气球立刻由李克用的进奏官传到了山西，狡黠的李克用一眼就识破了朱全忠的用意，笑道：“这个老贼想用兵淄青，说这番漂亮话不过是怕我从背后袭击他罢了。”《资治通鉴》卷264。
随着朝廷的日渐衰败与藩镇的日渐强横，进奏官的形象也一天天地从循规蹈矩、奉命唯谨变得飞扬跋扈、盛气凌人。比如，进奏院出现之初的德宗贞元元年(785)，三朝元老李泌在单骑抚定陕虢叛乱前，曾召集“陕州进奏官及将吏在长安者”谈话，气氛好像一场国务院的记者招待会。参见《资治通鉴》卷231。时隔不到半个世纪，至文宗太和七年(833)，当朝廷加卢龙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诚为检校吏部尚书时(当时的吏部尚书在六部中的地位最高，一向为“大尚书”)，杨志诚的进奏官徐迪便已是咄咄逼人地面见宰相，辞令傲慢地故意说道：“军中不识朝廷之制，惟知尚书改仆射为迁，不知工部改吏部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这等于明言，宣诏的敕使一到卢龙必被拘留。听到这种放肆的言论，宰相也无可奈何，只能“不以为意”。胡三省忍不住地写道：“徐迪敢诣宰相出是言者，直以下陵上替，无所惮耳。”《资治通鉴》卷244。
谁知更加无所忌惮的还在后面。昭宗光化三年十一月(900)，宦官刘季述等发动宫廷政变，囚禁皇帝，矫诏令太子继位，而策划这场政变的核心人物中，就有朱全忠宣武军的进奏官程岩。当时他“率诸道邸吏牵帝(昭宗)下殿以立幼主”《资治通鉴》卷262；《旧五代史·李振传》。不过，这场政变很快破产，刘季述等被诛。此前，朱全忠在开封曾召还程岩，等听到昭宗复辟的消息后，便“折程岩足，械送京师”。后来，程岩与其他同谋一起被斩于长安。这场闹剧虽然未能成功，但进奏官(邸吏)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十分引人注目。在中国古代的历次废立行动中，由进奏官参与策划的大概唯有这空前绝后的一次。当时进奏官之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进奏官的权势说穿了不过是狐假虎威，挟诸侯以令天子而已。所以，藩镇强，其腰板就硬，如上述李克用的河东进奏官，朱全忠的宣武进奏官等；而藩镇弱，则其说话就软，如归义军进奏官代张淮深求赐节度使旌节达十几年而毫无结果。至于哪个藩镇一旦被朝廷宣布为叛镇，号令举国共讨之，那么其进奏官可就成了过街老鼠。如武宗会昌三年(843)，河北的昭义军叛乱时就是如此。当时入唐求法寓居长安的日本和尚圆仁，对此有过生动的记述：
河北道潞府节度使刘从简(应为刘从简之子刘稹，时刘从简已死——笔者注)叛，勅(敕)下诸州府，抽兵马都五万军，打潞府。……潞府(即昭义)留后院在京左街平康坊。潞府押衙畺孙，在院知本道事，勅(敕)令捉，其人走脱，不知去处，诸处寻捉不获。唯捉得妻儿女等，斩(杀)破家。有人告报：“潞府留后押衙畺孙剃头，今在城僧中隐藏。”……近住寺僧，不委来由者尽捉。京兆府投新裹头僧于府中，打(杀)三百余人。［日］圆仁著，顾承南、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17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唐代与进奏院相关的事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发生于李师道东都进奏院的一次流产暴动。李师道是淄青节度使，他设在洛阳的进奏院是史书所载的少数几家东都进奏院，地处城区南端的兴教坊参见《唐两京城坊考》卷5。傍依伊水，前临嵩岳。我们推想，这家进奏院当与东都的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形同虚设。如果不是一次有名的历史事件，李师道设在洛阳的这一莫名其妙的进奏院八成也消失在历史的云雾中了。关于此事，史书多有记载，下引的一段出自《旧唐书·本纪十五》元和十年(815)：
淄青节度使李师道阴与嵩山僧圆净谋反，勇士数百人伏于东都进奏院，乘洛城无兵，欲窃发焚烧宫殿而肆行剽掠。小将杨进、李再兴告变，(洛阳)留守吕元膺乃出兵围之，(贼众)则突围而出，入嵩岳，山棚(山民)尽擒之，审讯其首，僧圆净主谋也。僧(圆净)临刑叹曰：“误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
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只在进奏院所起的作用上，可惜这部分内容偏巧缺失。现在唯一知道的一点就是进奏院里藏匿了数百兵丁，表明其建筑规模相当可观，非一般的宅院官邸可比。
以上我们从不同角度对唐代进奏院的起源、演化及职能做了概略的描述。总括起来说，唐代进奏院源于唐朝初年的朝集使。起初，“京师无邸”，朝集使只能租房与商贾杂居，至贞观十七年，太宗“始命有司为之作邸”。安史之乱后，各藩镇开始陆续在京师设立上都留后院。代宗大历十二年，诸道留后院正式更名为进奏院。现在坊里可考的唐代进奏院有五十三家，此数距进奏院的实有数目相去不远。此外，在东都洛阳还有淄青等几家进奏院。进奏院除了通风报信之外，还经常干预朝政、拨弄是非。《资治通鉴》卷260昭宗乾宁二年五月载：“初，崔胤除河中节度使，河东(李克用)进奏官薛志勤扬言曰：‘崔公虽重德，以之代王珂，不若光德刘公于我公厚也。’光德刘公者，太常卿刘崇望也。及三帅(李茂贞、王行瑜、韩建)入朝，闻(薛)志勤之言，贬(刘)崇望昭州司马。”至于进奏院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特殊地位，则待后文另述。
下篇
勾画唐代的官方传播网络，不能不涉及交通；单就信息流通而言，交通中最值得关注的又在于唐代的一整套驿传系统。
陈鸿彝先生在《中华交通史话》一书中，写下一句简明而不无深刻的话：“交通，说到底，就是人员、物资与信息的交换与流通。”陈鸿彝：《中华交通史话》，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对现代人来说，交通的信息传播功能已不明显。因为，从传播的角度看，交通无非是人际传播的延伸，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传播信息的直接形式。而在资讯发达、媒介兴盛的现代社会，人们通过报章杂志、广播电视、电话电传以及新兴的互联网，便能及时便利地获得潮汛般的滚滚信息，无需等待远方的行旅之人亲自捎来的口信，往昔许多亲身交往当面沟通的机会已被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媒介所取代。然而，对古人来说，交通却是信息得以流通传播的唯一通用形式，“在人类发明电报之前，‘通信’问题基本上等同于交通问题”(吴伯凡)。道路不通、交通断绝不仅意味着人员与物资的阻隔，同时也意味着信息的阻隔，所谓“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杜甫《赠卫八处士》)。这里最典型的一例，就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乘唐朝陇右驻军东调之机，占领了河西走廊，切断了西域守军与内地的联系。此后大约五年，朝廷与西域之间彼此都不知对方的情况，以致守军仍旧沿用已经更改的年号，而当朝廷后来得知他们忘身报国、坚守西域的通报后，上下无不为之“酸鼻流涕”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188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唐代的交通，是一个包括道路、桥梁、车船、旅店、驿传等多项因子的大系统；其中，最富有传播意味的还是驿传，即一个由驿路、驿站、驿卒、驿马、羽檄、符节等名目构成的子系统。整个唐代的官方传播网络，就是由这一系统支撑起来的。马克思曾将中国皇帝与其官吏间的交往，说成是“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9卷，110页。而支撑这一联系的现实基础不是别的，正是那“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驿传系统。它犹如一套精密高效的神经传导网络，将中枢——朝廷及其所属的全身大小部位，有机地连为一体，从而形成“大一统”的格局。
历史上的驿传
所谓驿传，区分起来基本上乃由驿路与馆舍两个相连而相别的部分所组成。前者是以官道为主的交通“网线”，“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王维《陇西行》)，便是其形象写照。馆舍是驿传系统的“网结”，作为驿路上的中继站供途中往来人员歇宿休憩。杜佑《通典》卷33乡官言“三十里置一驿。杜佑注：其非通途大路则曰馆”，是就馆驿的名称说的。而我们这里对馆驿的区分，则是着意于功能。《太平广记》收有这么一则文坛轶事：
刘禹锡赴姑苏，道过扬州。州师杜鸿渐饮之酒，大醉而归驿。稍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己有也。(女子)乃曰： “郎中席上与司空诗，(司空)特令二乐妓侍寝。”《太平广记》卷273“刘禹锡”条。孟棨的《本事诗》对此记载稍有不同，事中司空为李绅。
这里说的“大醉而归驿”的驿，其实就是驿馆。至于刘禹锡醉中所赋的那首诗，便是司空见惯一典的出处：“高髻云鬟宫样装，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驿路与馆舍，仿佛一串不可分开的珍珠项链，一者是珠，一者是链，二者总是彼此相连，就像岑参《虢州后亭送李判官使赴晋绛》一诗里所写道的：
西原驿路挂城头，客散江亭雨未收。君去试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
下面先谈驿路，再说馆舍。
说到唐代的驿传，让我们先来看两首隽永的小诗：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陆凯《赠范晔》
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当驿路，寄与陇头人。《全唐诗》卷27杂曲歌辞。
这两首小诗一为南朝人所作，一为唐朝人所作。很显然，两首诗的意境一脉相通。不过，我们感兴趣的不在诗的艺术，而在诗中历史画面的相似与相承。事实上，唐代的驿路交通正是从前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正如高适在《陈留郡上源新驿记》一文中对此所做的简要概括：
周官行夫掌邦国传遽之事，施于政者，盖有章焉。唐皇之兴，盛于古制，自京师四极，经启十道，道列于亭，亭实以驷，而亭惟三十里，驷有上中下，丰屋美食，供億是为，人迹所穷，帝命流洽，用之远者，莫若于斯矣。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3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细考起来，唐的驿政可上溯到西周时期的置邮传命制度。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篇记载，西周初年，姜太公在齐，欲对两位“贤士”行刑，周公听到消息后，立刻“乘传”前往齐国去劝阻。所谓“传”，即后世常说的“驿”。借用颜师古的解释：“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汉书·高帝纪下》颜师古注。周代担负传驿事务的，称行夫。他们在天子与诸侯之间，在各个邦国之间穿梭往返，传递各种官方信息，“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周礼·秋官·行夫》)。行夫传命分徒传与遽传，前者步行，后者乘车。《诗经·小雅·大东》篇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之句，《孟子·公孙丑上》篇引孔子的话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据此可知当时驿路之畅和遽传之迅。周人有“师行三十”的说法，意谓部队行军每天以三十里为程，故三十里又称一舍，舍有支帐露宿之意(“凡师，一宿为舍”《左传·庄公三年》。)，退避三舍之说便由此而来。周人定制，后人因之。正因如此，历代多将两驿之间的距度定为三十里《管子·大匡》：“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职之。”《后汉书·舆服志》：“驿马三十里一置。”《旧唐书·职官志》：“凡三十里一驿。”，而传舍、客舍、馆舍等名称的由来也与此相关。
当然，对唐代驿制产生直接影响的还得首推魏晋南北朝驿制，二者的亲缘关系在前引两首小诗上得到传神的体现。南朝的驿传体制在秦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中较突出的一项就是南方兴起的水驿。水驿最早出现于孙吴时代，两晋以后日渐普及，日趋发达。当时江南地区的公文传递与官员赴任，大多经由水驿。另外，北方的驿路也四通八达，十分畅通。下面一则轶事，也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驿传情形：
(陈)元达少有志操，(刘)渊尝招之，元达不答。及渊为汉王，或谓元达曰：“君其惧乎?”元达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过三、二日，驿书必至。”其暮，渊果征元达。《资治通鉴》卷85。
1972年，在嘉峪关的魏晋墓里，出土了一块画像砖。上面绘着一个驿使骑在红鬃马上，一手持缰，一手举着文书疾驰飞奔，生动地再现出当时的历史情景。东晋的蔡谟，在谈及后赵的驿传时说道：
大军未至，声息久闻。而贼之邮驿，一日千里，河北之骑，足以来赴。《晋书》，中华书局1987年标点本，第7册，2038页。
前秦苻坚建都长安后，在王猛的辅佐下，建立起一套更加严密规整的驿传体系：
自长安至于诸州……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晋书》，中华书局1987年标点本，第9册，2895页。
当他听说西域有一位名叫鸠摩罗什的高僧时，下令大将吕光：“若获罗什，即驰驿送归。”所谓驰驿，是与乘驿相对而言的。如果把乘驿比作普快，那么驰驿就是特快；一者在普通情况下使用，一者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北齐时规定，陆驿日行二百里。有一次，北周宣帝从长安到洛阳，“亲御驿马，日行三百里”《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2册，2159页。另见《资治通鉴》卷113。
魏晋时代的这套完备发达的驿制，为隋朝所直接继承，而且继承得顺畅自然，天衣无缝。这并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因为隋之取代北周本来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过程。于是，公元580年当杨坚派心腹韦孝宽，前去接替北周元老重臣、时任相州总管尉迟迥的职务时，韦孝宽便很自然地利用北周的驿传系统，导演了一出小小的喜剧。当时，尉迟迥已知杨坚“将不利于(北周)帝室”，准备“举兵讨之”《资治通鉴》卷174。韦孝宽行至中途，察觉形势不妙，赶忙打道回府。为防追兵，韦孝宽想出这么一条妙计：
每至亭驿，尽驱其传马而去，谓驿司曰：“蜀公(尉迟迥)将至，宜速具酒食。”(尉迟)迥寻遣仪同大将军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追者至驿，辄逢盛馔，又无马，遂迟留不进。孝宽与艺由是得免。同上。
隋唐之际，戎马倥偬。从杨坚称帝到杨广被弑，三十多年间兵革不息，烽火相连，内外战事此起彼伏。结果，驿传系统总是加班加点忙得不亦乐乎。翻开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乘驿驰传之类的字眼触目皆是：
(公元584年)吐谷浑复寇边，西方多被其害，命(贺娄)子幹讨之。驰驿至河西，发五州兵，入掠其国，杀男女万余口，二旬而还。《隋书》卷53。
(公元590年)秦王(杨)俊为并州总管，(王韵)仍为长史。岁余，(王韵)驰驿入京，劳敝而卒，时年六十八。高祖甚伤惜之，谓秦王使者曰：“语尔王，我前令子相(王韵字子相)缓来，如何乃遣驰驿?杀我子相，岂不由汝也?”言甚凄怆。《隋书》卷62。
(公元590年)上(文帝)以(杨)素久劳于外，令驰传入朝。(杨)素以余贼未殄，恐为后患，复请行，遂乘传至会稽。《资治通鉴》卷177。
(公元602年)朝廷恐(蜀王杨)重生变，戊子，以原州总管独孤楷为益州总管，驰传代之。《资治通鉴》卷179。
…………
车辚辚，马啸啸，驿道上滚滚的烟尘惊扰得行人惶惶不安，一阵阵急促的马蹄声潮水般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地响过，为隋唐之际的大动荡平添许多喧嚷惶乱的声息。以至于天台宗创建人智，都不得不向曾驻江都的东南总管杨广上诉，“请求地方上两座保存高僧圣骸的寺庙不受嘈杂的驿站交通的打扰”参见［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116页。智不知道这种打扰已经接近尾声了。隋朝的覆亡始于杨玄感的叛乱。在镇压这次突如其来的兵变时，驿传作为朝廷的神经传导系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此后这一系统便随王朝的分崩离析而改换门庭。大业九年(613)，当隋炀帝在高丽前线苦战之际，后方督运粮草的杨玄感举兵反隋，一时应者云集，天下竦动。炀帝慌忙派遣身边的“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左武卫将军屈突通等驰传发兵，以讨玄感”《隋书》卷4。另《隋书》卷61《宇文述传》载：“会杨玄感作乱，帝召述班师，令驰驿赴河阳，发诸郡兵以讨玄感。”。当时率领水军正准备由东莱直趋平壤夹攻高丽的大将来护儿“闻玄感围东都，召诸将议旋军救之。……即日回军，令子(来)弘、(来)整驰驿奏闻”《资治通鉴》卷182。正是在这一派兵慌马乱乘驿驰传声中，李唐王朝的身影开始从历史的风云变幻中显现出来。
隋唐驿传的发达
唐朝开国元勋魏征，当年奉使出关时，写下一首沉雄慷慨而启盛唐之风的名作《述怀》：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
对于此诗及其本事，人们都很熟悉，但对他“驱马出关门”是乘传而行便未必清楚了。那是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魏征随(李)密至长安，久不为朝廷所知，乃自请安集山东，上(即李渊)以为秘书丞，乘传至黎阳，遗(李密旧将)徐世书，劝之早降。《资治通鉴》卷186。
于是，徐世便投降了李唐王朝，被赐予“御姓”，成为凌烟阁上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李世。但他的孙子后来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又被削夺李姓，复还原姓，这就是赚得骆宾王一纸千古檄文的徐敬业，而徐敬业兵败被杀后，他的首级还是由驿马载入洛阳的。参见《太平广记》卷163“杨柳谣”。
唐代疆域辽阔，气魄恢宏，文化昌盛，声威远播。它的水陆交通线覆盖全国，通达四邻，为大唐帝国空前规模的人员来往、物资交流和信息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如陈鸿彝先生所概括的：
唐政府除对上述国家干道倍加注意外，在各州郡之间，还修筑了地方干道，各县之间，也有大道相通，这样层层级级，构成一个覆盖全国的巨大而稠密的交通网络，水陆通联，江海并举，使全国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活跃起来。……“忆昔开元全盛日，远行不劳吉日出”，讲的就是交通形势。陈鸿彝：《中华交通史话》，150页。
与之相应，唐代的驿传也达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完美程度。据柳宗元《馆驿使壁记》一文所述，唐代以长安为中心有七条重要的驿道，呈放射状通往全国各地，“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寓望迎劳之礼，无旷于日”。驿道不仅平整宽阔，而且夹道绿树成荫参见［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133页。往来使者，通行无阻。
在驿道沿线一般每隔三十里设一驿(馆)王宏治先生尝言：“三十里置一驿是唐代的法定驿程。但在西北、西南等边远处，或‘须依水草’，或‘地势险阻’，驿程往往超过三十里，为六、七十里，甚至达百里之遥。而在京畿腹地，则因事繁剧且急切，又往往少于三十里，甚至仅八里。”详见其《关于唐初馆驿制度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唐朝极盛时期“天下驿凡一千六百三十九”，其中水驿二百六十个，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个，水陆兼驿八十六个。参见《唐六典》卷5“驾部郎中”。李白流放夜郎时，乘的就是水驿。这个“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余光中)的浪漫诗人，如今被押解着去荒远之地，心情自然十分苦闷，因而途中作诗写道：“扬帆借天风，水驿苦不缓。”(《流夜郎至西塞驿寄裴隐》)参见《全唐诗》卷173。而当他突然遇赦获释时，那心情又像飞流而下的小船一日千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一般来说，水驿备船，陆驿备马，所备船马数目如下：
陆驿驿马，京城都亭驿七十五匹，诸道之驿视其繁闲分六等，依次为六十、四十五、三十、十八、十二、八匹；水驿驿船，繁者四只，次三只，再次二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缩印本)，888页。
另外，“凡驿马给地四顷，莳以苜蓿”《新唐书》卷46。就是说每个驿站拨给四百亩驿田，专门用于种植饲料。
唐代驿传系统的最高管理部门，属尚书省六部中的兵部，具体说是兵部所属兵部、职方、驾部与库部四个部门中的驾部。驾部有郎中一员，从五品上；员外郎一员，从六品上；主事三人，从九品上；此外，令史十人，书令史二十人，掌固四人。其中，“郎中、员外郎之职，掌邦国舆辇、车乘、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簿籍，辨其出入，司其名数”《旧唐书》卷43。除中央部门外，地方诸道各设馆驿巡官四人参见《新唐书》卷46。诸州由兵曹司兵参军分掌《旧唐书》卷44：“兵曹、司兵掌武官选举、兵甲器杖、门户管钥、烽候传驿之事。”，诸县令兼理。为督促这些常设部门的工作，唐玄宗开元年中，又“以监察御史兼巡传驿”，至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正式定“御史一人知馆驿，号馆驿使”《资治通鉴》卷240胡三省注。唐中期后，宦官势力猛增，窃权弄柄无所不为，从8世纪后期开始，他们进而插手“管理驿传、馆舍”［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713页。频充馆驿使。参见《资治通鉴》卷240宪宗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壬辰，“诏以宦者为馆驿使”。
在驿道上乘传驰驿，决非随心所欲如郊游旅行，而是有一整套严格的规矩。首先，任何“搭乘”人员，不管是驿使还是往来迁黜的朝廷命官，都必须持有通行证——“传符”《旧唐书》卷43：“传符，所以给邮驿，通制命。”。在京人员的传符，由中央三省中的门下省审批《旧唐书》卷43：“(侍中二员)若发驿遣使，则给其传符，以通天下之信。”，在外则由各军州颁发。《旧唐书》卷13：“(贞元八年)闰月癸酉，门下省奏：‘邮驿条式，应给纸券。除门下外，诸使诸州不得给往还券。至所诣州府纳之，别给俾还朝。……’从之。”其次，什么级别的干部乘什么级别的车，都有定制：
给驿(马)者自一品八匹递至七品以下二匹，给传(车)者一品十匹至八九品一匹，有特敕始可限外加马。《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缩印本），888页。详见《新唐书·百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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