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家里的时候，白天总是在花园里干活，不是拔草，便是拿水壶灌溉花木；晚间在豆大的菜油灯下教哥哥读古文，教我吟诗。母亲和嫂嫂纺着纱，父亲的吟诗声，常常和纺车声打成一片，合奏着一种令人沉醉的音乐。好几次我就这样躺在父亲的怀里睡着了，等到第二天醒来，父亲要我背诗时，我红着脸儿回答他：弘爸爸抱宝宝，宝宝睡着了。”
“这是谁教给你读的诗？”
父亲恼了。但我知道这是假的，因为他的微笑正浮在他的嘴边呢。
“宝宝自己。”
说着，我像小麻雀似的溜跑了。
春天来了。
田径上长满了青青的草，红红白白的花，溪水潺潺地流着，田蛙咯咯地叫个不休，这正是农夫插秧、孩子们捉鱼虾的时候。每到春天，老是下着漾濛的细雨，耕田的农夫们，总是这样穿着蓑衣，赤着脚，弯着腰，在田里从清早做到天黑。我看到长工用小草穿了几条小鲫鱼回来，就知道我出去玩的时候到了。
我也和他们一样，脱了鞋袜，戴着斗笠，和几个顽皮的男孩子出去了。在黄浊的溪水中，我们争着捉虾子，捕小鱼。有时溪水流得太急，捞不着什么东西，他们就商议去田里偷鱼。因为农家的副业，便是养鱼，只要不遇着人，偷几条小鲫鱼是没有问题的。但我那时的目标不在鱼，而在虾子和螃蟹，并且也绝不愿意做小偷。我还喜欢螺蛳，为了拾这东西，腿上常被蚂蟥咬出血来，衣服全弄湿了，脸上都溅满了泥浆，每次哭着回家，总要挨母亲一顿大骂：“你知道你是个女孩子吗？为什么也和他们出去鬼混！”
“难道女孩子就不能出去玩吗？”
“不能出去，只能在家里玩。”
“不，不！我偏要出去……”
接着，是母亲的骂声，和我的哭声打成了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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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冰莹和丈夫符号结婚后不久，符号因从事抗日文学的创作被关押，谢冰莹出于生活所迫而与符号离婚。她晚年随后夫离台去美，离开了她一直在台师大从事的教育工作，1974年到2000年，其间她深爱的后夫去世，加之漂离故土的她心情无比孤独。90年代，她得知自己和前夫符号的女儿符冰在文革中因迫害而自杀，情绪低落，因此也一直不愿原谅符号，虽然符号得知她在美洲，想邀她回大陆一行，但她以腿伤为由而婉言谢绝。其实，谢冰莹也无时不在思念着故乡和亲人，故国之情始终在她胸中澎湃。她在给三嫂曾宪玲的信中，一再表示“我也天天想回去看你们。”甚至还这样写道：“到我上西天时，我还想把我火葬后的骨灰撒在太平洋里，让她漂到我的故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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