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坤
生于沈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北京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市青联委员。1993年开始发表小说,出版小说、散文300多万字,代表作有中篇小说《白话》、《先锋》、《热狗》、《沈阳啊沈阳》、《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短篇小说《遭遇爱情》、《鸟粪》、《狗日的足球》、《厨房》、《爱之路》,长篇小说《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等。曾获首届冯牧文学奖,首届女性文学成就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日语出版。
多年以后,每当我回忆起在我的母校辽宁省实验中学所上的“行礼”之课时,内心总是充满了深刻的感动,羞涩与感恩之情不由泛上心头。
行礼是新生入校后要上的第一课。要求其实很简单:早晨在校园见到老师后要鞠躬行礼,并问候一声“老师好”。但是,在那比较遥远的1980年的秋天里,我们却不会说“老师好”,也不习惯于行礼。“天地君亲师”的古训,以及所有的文明礼仪,早在我们这一代人一出生时就已被彻底轰毁了,从小满耳灌的便是“反师道尊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之类的狂言妄语,我们从小一心想当的便是所谓“反潮流的小闯将”、“勇于造反的小英雄”。所以,到了1980年秋季里,当我们这些首届由全市统一招考入学的新生迈进实验园时,首先第一步要接受的,便是这种文明礼貌的启蒙教育。
早晨,我跟另外一名女同学在食堂吃完早饭后一道往教室走。
一路上,我们穿树丛,绕小路,已经巧妙地躲过了好几位迎面而来的老师。那句“老师好”已在心底默念演习了好几遍,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说出口,心里沉甸甸的好不紧张。这种启蒙教育早在刚上小学时就应该完成,如同父母教刚咿呀学语的孩子问候“阿姨好”、“叔叔好”一样自然,顺理成章。然而现在,这种稚嫩简单的语句却必须让一群十五六岁的、已进入青春期的半大孩子来学来说,实在是让人不好意思张开嘴,那层心理障碍一时还是很难克服的。我们低头疾走,只希望能一路顺利溜进教室,不要在中途碰上什么老师。
还好,该躲的都已被躲了过去,胜利就在眼前。我们快步疾走,快走到教学楼门前了,远远望见大门口的灰色立柱旁边站着两位执勤老师,都戴着红色袖标,庄重而又威严,正等着从此进门的学生一一向他们行礼问好。我们俩的心跳猛地又一次加快,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完了,看样子不行这个礼是不成了。
我俩远远地躲在一排柞树丛后面站定,手足无措地对视着,然后透过枝桠间的缝隙向教学楼门口偷觑,暗中焦急地想着蒙混过关的办法。这时,恰巧有两个男生从我们身后走了过来,越过我们身边,旁若无人大大咧咧地径直就朝教学楼里闯去。值勤的老师手疾眼快,一下就把他们俩截住了,不由分说,给拎到一边,开始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说服教育。我跟身边的女生一看,赶紧抓住时机,迅速从柞树丛中冲出来,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把头一低,乘隙就想往门里边钻。
“那两位女同学,你们忘了向老师行礼了。请回来重走。”
值勤的老师眼尖,又很及时地把我们叫住了(后来我知道他们一位是学校的姬校长,另一位是教务处的梁主任)。我俩低着头,捏着衣角,磨磨蹭蹭地走回来,脸都涨得通红。
“抬起头来,不必害羞。想想辛勤培育你们成长的老师,再想想抚育你们长大的家长,你们难道不想对他们致意吗?”
值勤老师很和蔼地开导我们说。他们说话时都用标准一致的教师书面语。
我们很想致意,但是我们不知道怎样致意,也很少有人告诉我们该怎样致意。文明的礼节早在我们出生时就断代了,我们不晓得如今该怎样才能够接续得上。
“你们应该给老师鞠个躬,再问一声‘老师好’。”值勤老师说。
前面那两个男同学低下头,学着说了声“老师好”,声音极小,像跟谁闹别扭似的。我和女同学站在下一级台阶上看着,不停地绞动着自己的手指,样子显得十分地窘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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