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说，我们很喜欢读《女神》。郭沫若便问我们在平民女子学校的学习情况。我们简单地讲了一点。他又问谁教我们英文，我们答道：是沈雁冰。他突然大笑起来，还一边推着张资平说：“资平，我看你去教吧。哈……沈雁冰教英文……”我们都不安地看着他，不理解他为什么那样大笑，那样看不起沈雁冰。我们惶惑地连连解释说：沈先生还是比较负责的，我们的英文读本是poor people。他继续笑道：“那是翻译本，翻译本是比较浅的。”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有同感，好像我们这几个沈雁冰的学生，更不在他眼底的样子。我们那时年轻人的自傲、不羁的心情，好像受了一点损伤，却又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天之骄子的面前不敢于有所表示的样子。于是不约而同地站起身，向他告辞出来了。当我们在民厚里外边马路上等电车的时候，确实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懊丧。
平民女校的教员有高语罕、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陈独秀、李达等。此外有临时去讲一课的，如**讲过苏联情况。这些老师们大都另有职业，不能按钟点来校，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来，成了讲座。有时候老师夜里来了，学生们便从床上爬起来听课。平民女校有学生二三十入，分低班、高班。我们是高班，上的课是社会科学、**。低班学员的文化水平很低，有的是**人的家属，如张秋人的妻子等，上的是文化课，教语文、认字，张秋人、柯庆施等人教他们。他们是工读，一面读书一面做工，给人家做衣裳，有一个裁缝在那里教他们。高班的学员，有王一知、王剑虹等。还有两个：一个姓谢的，那时23岁，当了教员，后来回去了；另一个比我大1岁，后来她也回去了。那时候我叫冰之，18岁。有一个同学走了另外一条路：她到吴淞中国公学读书，再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后来嫁给一个军阀，帮家里做买卖，全国解放时自杀了。她叫王醒余，是王剑虹的姑姑（不是嫡亲的）。
平民女校的课程并不是很系统的，讲“五·四”以后的白话文，包括散文、短篇小说等，这些作品我们中有些人老早就看过的。邵力子讲古书，我们对此不感兴趣。陈独秀经常来给我们讲课，还给我们上了几次数学课。沈雁冰教英文，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那时候陈独秀、沈雁冰才20多岁。沈泽民、张闻天、汪馥泉都到平民女校来过。他们3个人搞了个狂飙社，找我们这些小孩子参加，我们兴致很好，但是没有搞起来。那年马克思生日，开纪念会，我们去听，由李汉俊讲马克思主义。黄爱、庞人铨那些人死了，开纪念会，我们也去参加。工人闹罢工，我们到马路上去捐钱，跑到浦东纱厂去演讲，劝工人坚持罢工。我的湖南口音女工们听不懂，张秋人给翻译。开始时，我们对这些事情满有兴趣，认为这是革命，但半年下来，觉得这样东跑西跑，东听一课西听一课，有些浪费时间，不如自己读些书。因此1922年下半年，我和王剑虹就到南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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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爱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丁玲牵挂的是爱情。她对丈夫陈明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
1937年2月，出狱后的丁玲来到延安。当时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其中演出的一个节目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的话剧，台上演巴威尔的年轻小伙子陈明引起了她的注意。丁玲在他身上看见了前夫胡也频的影子。
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正式结婚。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1955年，丁玲作为“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随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8年；以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
5年后出狱，再被送到山西乡村改造，直到1979年平反为止。在25年中，陈明一直陪伴着她，他们的爱情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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