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心**辣的像针扎的那么痛。同学们怜惜的目光从四下里射向我。我呢，一边呜咽，一边咬着下嘴唇，心里在盘算着。
那刚好是月头上，是交饭费的时候。记得当时每月饭费是两块、半大洋。我有了主意。我向管膳务的先生说明了情况，苦苦哀求他，准许我只吃早饭和晚饭。这样，中饭的钱就可以省下来买那本“温德华”了。这本来是没有先例的，但那人的心肠软，并且也耳闻过麻老师的威风，就真的同意了。
于是，每当中午下课，大家熙熙攘攘拥到饭厅里去吃午饭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留在篮球场上，无精打采地投篮。现在回想起来，真太傻了。肚子本来就饿得叽哩咕噜地响，眼前冒金星，还投哪门子篮！可小时偏偏就那么傻，而且还逞能！当有入路过球场，好奇地问我干吗不去吃午饭的时候，我还笑嘻嘻地说：“不饿。”样子装得满不在乎。
有一位教高班地理的贾老师——哎，现在我连他的名字也忘掉了，只记得他戴副近视眼镜，是个细高挑儿——听了我那个答复并不满足。他跑去问我班上的同学，才弄明了真相。
他不声不响地替我补上了饭费，然后把我叫到教员休息室去，用充满温情的目光望着我，说：“不是你粗心，是马惊了，这怪不得你。从明天起，你去吃午饭吧。”
我含着泪问他：“那——钱呢？”
他把手一挥，用诙谐的口吻说：“等你毕了业，再双倍还我。”
谁想到没等毕业，我就被开除了。那以后，走南闯北，这位贾老师的慈祥面孔却时常在我的记忆中出现，每次都感到一泓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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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病房里度过的。病房成了他最后的家，他也真的把那里当成了家，在那里阅读，在那里写作。病榻四周，又像家里的书房一样，到处张贴着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纸条。他还是习惯把随时想到的东西，顺手写在纸条上，然后再找机会串联成文。
1998年底，在展望新世纪时，萧乾这样说：“即将迎来21世纪，我对我们这个民族满怀希望。我希望我们能充分吸取往昔的教训。我衷心预祝未来的中国不但富强，而且也是一个自由、文明、合理、公正，一个畅所欲言、各尽其能的国家。”他的老朋友、作家严文井就这样说过：“萧乾一生，算总账还是幸运的。因为他在风险中阅历很多，而且活过来了。近百年来的中外大小热闹，他或者亲自赶上了，或者很早就亲耳听到了。他既坎坷，又成功；既倒过大霉，又大显过神通；摔倒过一两次，但总是重新站起来，精神从不沮丧。说他‘土’，他很‘土’；说他‘洋’，他很‘洋’，真是‘土洋结合’的中国大专家。”严文井说得颇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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