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冬季，我毕业了。转入新办的植材高等小学。植材的前身是中西学堂，校址原来在乌镇郊外一、二里的孔家花园里。这所谓孔家花园是个无主荒园，略加修葺，算是校舍。这中西学堂，半天学英文，半天读古文，学生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在学校住宿，平时出来，排成两列纵队，一律穿白夏布长衫、白帆布鞋，走路脚弯笔直，目不斜视，十分引入注目，尤其我们这些小学生更是羡慕得不得了。
现在中西学堂改名为植材高等小学迁移到镇内，并且新建了三排洋房，地址在道教供奉太上老君的所谓“北宫”。太平军与清军在乌镇作战时，这北宫毁了大半，新建的三排洋式房子就在焚毁的空地上，包括六间教室和一间储存物理、化学教学用的药品和器具的小房。
教员和学生的宿舍却在剩下的原北宫。
我进植材后，才知道教的课程已经不是原来中西学堂的英文、国文两门，而是增加了算学（代数、几何）、物理、化学、音乐、图画、体操等六七门课，又知道教英文和教新增加的课程的，都是中西学堂的高材生，毕业后由学校保送到上海进了什么速成班，一年后回来做我们的老师的。教我们英文的叫徐承焕，用的课本是内容相当深的纳氏文法第一册（按：英人纳司非尔特编的文法书共四册，最后一册讲到英文修辞学），他还兼教音乐和体操。教代数、几何的是徐的兄弟徐承奎，用的几何课本是《形学备旨》，代数课本是什么记不得了，但进度很快。
教国文的有四个老师，一个就是王彦臣，他现在不办私塾，到新学堂里来教书了，不过教的还是老一套，他教的好像是《礼记》。一个叫张济川，外镇人，他是中西学堂的高材生，由校方保送到日本留学两年回来的，他教《易经》，又兼教物理和化学，上化学课时，他在教室里作实验，使我们大开眼界。另外两个国文教师都是镇上的老秀才，一个教《左传》，一个教《孟子》。教《孟子》的姓周，虽是个秀才，却并不通，他解释《孟子》中“弃甲遗兵而走”一句，把“兵”解释为兵丁，说战败的兵，急于逃命，扔掉盔甲，肩背相磨，仓皇急走，就好像一条人的绳，被拖着走。但《孟子》的朱注明明说“兵”是武器，我们觉得他讲错了，就向他提出疑问，他硬不认错，直闹到校长那里。校长叫徐晴梅，是个领生（秀才考得好可以领一笔奖学金，称领生），也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大概觉得不能让老秀才在学生面前丢脸，就说：“可能周先生说的是一种古本的解释吧？”
图画课在当时一般的小学校里是不容易开的，因为教师实在难找。植材小学总算找到了一个，是镇上一位专门替入画尊容的画师。
那时，乌镇还见不到照像，人死后，就请画尊容的画师来画一张尊容像，留作纪念。这位画师有六十多岁了，他教我们临摹芥子园画谱，说：“临完了一部芥子园画谱，不论是梅兰竹菊，山水，翎鸟，都有了门径。”但是他从不自己动手，只批改我们的画稿，他认为不对的地方，就赏一红杠，大书“再临一次”。
对于音乐，我是喜欢的。音乐用的是沈心工编的课本，其中有一首《黄河》共四节，现在还记得第一节是“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多少圣贤，生此河干。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安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马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这首歌曲调悲壮，我很喜欢，但不甚懂歌词的意义，教音乐的徐先生，只教唱，不解释歌词。我问母亲。母亲为我详细解释，并及白草的典故，但乌梁海、乌拉山，母亲也不懂，只说这大概是外国的地名。
进植材的第二年上半年有所谓童生会考。前清末年废科举办学校时，普遍流传，中学毕业算是秀才，高等学校毕业算是举人，京师大学堂毕业算是进士，还钦赐翰林。所以高等小学学生自然是童生了。我记不起植材同什么高等小学会考，只记得植材这次会考是由卢鉴泉表叔主持，出的题目是《试论富国强兵之道》。我把父亲与母亲议论国家大事那些话凑成四百多字，而终之以父亲生前曾反复解释的“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卢表叔对这句加了密圈，并作批语：“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
卢表叔特地把这卷子给我的祖父看，又对祖母赞扬我。祖母把卷子给我母亲看后，仍把卷子还给卢表叔。
母亲笑着对我说：“你这篇论文是拾人牙慧的。卢表叔自然不知道，给你个好批语，还特地给祖父看。祖母和二姑妈常常说你该到我家的纸店做学徒了，我料想卢表叔也知道。他不便反对，所以用这方法。”又说：“去年祖母不许你四叔再去县立小学，卢表叔特地来对祖父说：‘这是袍料改成马褂了！”’原来我母亲为了让我继续念书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卢表叔把我童生会考的成绩到处宣扬，也是为了帮助我母亲减轻一点压力，使母亲能按照我父亲的遗嘱去做。
我在植材是寄宿的。寄宿生和教师同桌吃饭，肴馔比较好。母亲不惜每月交四元的膳宿费，就是为了使我的营养好一点。因为祖母当家，实际是二姑妈作主，每月初一、十六、初八、二十三，才吃肉，而且祖母和三个叔父两个姑妈，加上母亲、弟弟和我，即使大碗大块肉，每人所得不多，何况只是小碗，薄薄的几片呢？二姑妈背后说母亲每月花四元是浪费，但钱是母亲的，二姑妈也无可奈何。
这年冬天我患过一次梦游病（家乡土语“活走尸”）。事情经过如下：我的本家叔叔娶亲，我去吃喜酒，随同大家闹新房，直到夜间十二点回家，第二天早上匆匆到植材上课。中饭后我在会计的房内藤椅上躺下，忽又起来低头出校而去，校中以为我有事，因而不问。
但我自己，这一切都不知道，只是忽然到了我家门前，这才奇怪为什么又在家门前了。家里人知道是“活走尸”，讲了许多离奇古怪的老古话，例如“活走尸”倘在路上被人一碰就会倒地不起，就此死去；又如“活走尸”倘遇河道，也不知是河而跳下去，就此淹死等等。
母亲却以为梦游是睡眠不足之故，从此不许我熬夜，睡觉时间限在晚上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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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底，茅盾迁居北京交道口附近的后圆恩寺胡同13号，在这里住了6年多。茅盾自“文革”前辞去文化部部长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就摆脱了繁忙的事务性工作。1975年8月，他在一次体检后写给姚雪垠的信里曾提到：“好在我是闲人，过着悠闲的日子，想来还可以拖几年。”其实，此时的茅盾，已重病缠身。在他的日记以及写给亲友的信中，叙述病况屡屡成为主题，如“我之全身血管硬化已见于两腿发软，步履蹒跚，上楼气喘至不能说话，又手指麻木，写字歪曲。用脑半小时即头皮紧张，如贴了个膏药。”除了上医院看病及出席必须参加的活动外，茅盾晚年已很少出门。
茅盾足不出户，并不等同于无所事事，或是纯粹的养病赋闲。他最后几年的精力和时间，几乎全花在了回忆录的写作上。只要是身体能够支撑，茅盾都在写回忆录或查阅资料。紧张的写作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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