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没有课程表。但大都有个规定：早上“习字”，上午“背旧书”，下午“上新书”，放夜学之前“对课”。
私塾里读的书只有一种，是语文。像现在学校里的算术、图画、音乐、体操……那时一概没有。语文之外，只有两种小课，即“习字”和“对课”。而这两种小课都是和语文有关的，只算是语文中的一部分。而所谓“语文”，也并不是现在那种教科书，却是一种古代的文言文章，那书名叫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书都很难读，就是现在的青年人、壮年入，也不容易懂得，何况小朋友。但先生不管小朋友懂不懂，硬要他们读，而且必须读熟、能背。小朋友读的时候很苦，不懂得意思，照先生教的念，好比教不懂外国语的人说外国语。然而那时的小朋友苦得很，非硬记、硬读、硬背不可。因为背不出先生要用“戒尺”打手心，或者打后脑。戒尺就是一尺长的一条方木棍。
上午，先生起来了，捧了水烟管走进学堂里，学生便一齐大声念书，比小菜场里还要嘈杂。因为就要“背旧书”了，大家便临时“抱佛脚”。先生坐下来，叫声“张三”，张三就拿了书走到先生书桌向孔夫子牌位拜三拜，再向先生拜一拜，一缕烟跑出学堂去了。这时候个个学生很开心，一路上手挽着手，跳跳蹦蹦，乱叫乱嚷，欢天喜地地回家去，犹如牢狱里释放的犯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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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诞生，丰子恺51岁了。此后他专事著译。他在68岁时，完成《护生画集》第五集。69岁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他住在上海。大字报，逼供信，抄家，关“牛棚”，紧缩住房，下乡劳动，写不尽的检讨交代，批斗，挂牌，游街，克扣工资，丰子恺备受种种精神上的侮辱和**上的摧残。但他横下一条心：把坐“牛棚”看作参禅，把批斗看作演戏。夜晚过黄浦江去游斗，他说是“浦江夜游”；在“牛棚”中被叫去训话，他好像是去上一回厕所，回到“牛棚”照旧与室友们谈笑风生，或偷偷地作诗填词。到上海南郊劳动，冷天睡在铺稻草的泥地上，屋顶隙缝中飘下来的雪积在他枕边，70多岁的老人早上还得亲自到河埠打水洗脸，但他风趣地说：“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的洗脸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回到家里，不管白天发生过什么天大的事，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叙述一下，有时甚至避而不谈，只要一斤黄酒入肚，仍是吟诗诵词，谈笑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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