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天准要落几点雨，人们说：“六月六，有三分关老爷磨刀雨。”
也奇怪，不管大小，这天总要下一阵。人们有的年份还要到关老爷庙谢神。关帝神像，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绺长髯，坐着看《春秋》，左右关平白脸小生、周仓黑脸落腮胡子，牵着赤兔马，搂着青龙偃月刀，好不威风……现在想想，这个形象真不知是历史上谁创造的？
等到进入腊月，北街南口右侧，依次四个卖窗花的摊子，一张高桌，一面插着一个四五尺高的方格窗架子，糊着雪白的粉帘纸，贴满五彩刻纸窗花，最多是整出的戏。而最多的《三国》戏，有四张一套，有八张一套，如长坂坡赵云救主、甘露寺刘备招亲，凤仪亭吕布戏貂蝉、黄鹤楼周瑜坐帐等，都是刻纸，又加彩色，五彩缤纷，贴在雪白纸窗架子上，映着正南日光，喜气洋洋，特别耀眼。我常常站在摊子边人堆中，望着这卖窗花的架子，一看就是大半天。
在书房读完上《论语》，小学开始考四则难题了，我心目中对“三国”充满了憧憬。六月庙会的时候，北街摆出一个很像样的书摊，上面搭着白布棚。摆着各式各样的成套线装书，有正经书也有闲书。
当时我正读完上《论语》、正读下《论语》，还选读《古文释义》、《唐诗合解》，又开始作文，写什么《惜阴说》，《勤俭说》等等，知识、思维都增进了不少，可是还没有看过闲书，我好奇地在书摊边转来转去，来了好几趟，选中了一套锦章书局石印绣像全图《三国演义》，上下两函，抱回家去。不敢放在书房中，因为当时教师是不准学生看闲书的。一直拿到我住的房间。老家祖宅房子很大，我和母亲住在最后一进院子西庭的右侧里间，房后一排高大的柳树。
我趴在炕上，打开书细看，每函十本，共廿册，第一册回目之后，便是人像，一页一人，魏蜀吴主要人物都有了，此之谓“绣像”。然后每回前面又有二图，画着回目中两句的故事。记忆最清楚的是“怒鞭督邮”，张飞手持马鞭，马牵在旁边，督邮则四马圈蹄反绑了吊在一株秃头柳树上，十分传神。还有不认识的字，很急，但是没有办法。忽然想前面账房一位先生，平日爱说“三国”，便随意拿了一本，跑到前面请他说“三国”。他坐在炕桌边，我立炕沿下，接过书去，问我说什么？我翻了翻，指着当阳桥张飞的一幅图请他就说这回吧！他戴上老花镜，捧着书，开始念了：“话说张飞把马一勒……”
我瞪着眼睛静听着，可是他“把马一勒……”之后，却没有下文了，好半天又是“把马一勒……”一句，我听了真是大失所望，把书要过来，回到后面去了。这样把书放在枕头边上，每晚入梦前，躺在炕上，就着一盏二号煤油灯看起《三国演义》来，先是一回一回地看图，各回图看的都很熟。看的久了，有时看完图，又看字，慢慢字也看懂了。哎呀——我会看《三国演义》了，真高兴呀！后来读苏轼《赤壁赋》：“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我不用老师讲，故事全知道，辞句也完全能理解，读起来很快就能流畅地背出来了。
而且地理知识也有了，什么汉中呀、江夏呀，徐州呀……一部《三国演义》，不知使我增加了多少读书兴趣，文字能力、史地知识。使我直到今天，还常常思念着它。
山村、《三国》、童年，是连在一起的，皆逝我而远去了。北京、上海大都市中漂泊了近六十年，自己看自己，也还是一个山里人。只是如辛稼轩词所说：“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而已。现在又看《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旧景浮现眼前，怎能不感慨而形诸吟咏呢？听命运安排，个人能力有限，又如何能谈悔与不悔，只是乐天知命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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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邓云乡受过北京大学的正规教育，却没有去走规矩的学路，他读的是杂书，写的是闲文。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看书“既非有目的地要承受什么人类知识学问遗产，也非为解决什么困难，钻研什么问题”。他还回忆说：青年时期，十分贪玩，但玩腻了或无钱玩时，总是找本书看看，得到很大的慰藉。做机关工作，有时一本书看得入神，忘了应办的公事，为此还挨过上级的申斥。可见读书和玩，在别人看来，是对立的，在他而言，是一体的。他的知识积累，写作风格的形成，情趣的寄托，直至学名的确立，说是因读书而获，实者，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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