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用竿子打，究竟太不准确。往往看去很分明地一只通红的橘子在一不高不矮的所在，但竿子打去偏偏不是，再打依然不是，橘叶倒狼藉满地必狂捣一阵而后掉下来。掉下来的又必是破破烂烂的家伙，与我们的通通红的小橘子的期待已差得太多。不知谁想的好法子，在竿梢绕一长长的铅丝圈，只要看得准，捏得稳，兜住它往下一拉，要吃那个橘子便准有那个橘子可吃，从心之所欲，按图而索骥，不至于殃及池鱼，张冠李戴了。但是拉来吃，每每会连枝带叶地下来，对于橘子树未免有点说不过去哩。
有这么多的吃法，你们不要以为那儿的橘子尽被我们几个人吃完了。鸟雀们先吃，劳工们再吃，等我们来抓来拉，已经是残羹冷炙了。所以铺张其词来耽误读者救国的工夫，自己也觉得不很讨俏，脸上无光。但是恕我更不客气地说，这儿所记的往事只为着与它有缘的入写的，并不想会有这种好运气可夹入革命文学的队伍。若万一有入居然从这蹩脚的文词里猜着了梦呓的心一分二分，甚而至于还觉着“这也有点味儿”，这于我不消说是“意表之外”的收获。其在天之涯乎？其在海之角乎？咫尺之间乎？又谁能知道！
老实说，打橘子及其前后这一段短短的生涯，恰是我的青春的潮热和儿童味的错综，一面儿时的心境隐约地回旋，却又杂以无可奈何的凄清之感。惟其如此，不得不郑重丁宁地致我的敝帚干金之爱惜，即使世间回响寂寞已万分。
拉拉扯扯吃着橘子，不知不觉地过了两三个年头，我自己南北东西的跑来跑去，更觉过得好快，快得莫名。移住湖楼不久，几年苟且安居的江浙老百姓在黄渡浏河间开始听见炮声了。城头巷三号之屋我们去后，房主人又不来，听它空关着。六一泉的几十局象棋，雷峰塔的几卷残经，不但轻轻容易地把残夏消磨个干净，即秋容也渐渐老大了。只听得杭州城内纷纷搬家到上海，天气渐冷，游人顿稀，湖山寂寞都困着觉。一天，我进城去偶过旧居，信步徘徊而入，看门的老儿，大家叫他“老太公”的，居然还认得我。正房一带都已封锁，只从花园里踅进去，亭台池馆荒落不必说，只隔得半年已经有点陌生了。还走上楼梯，转过平台，看对面的高楼偏南的上房都是我住过的，窗户紧闭着。眼下觉得怪熟的，满树离离的红橘子。
再打它一两个罢！但是竹竿呢？铅丝呢？况且方天井虽近在眼底，但通那边的门儿深锁，橘子即打下也没处去找。我踌躇四顾，除了跟着来的老迈龙钟的老太公，便是我自己的影子，觉得一无可说的。歇了一歇，走近栏杆，勉强够着了一只橘子，捏在手中低头一看，红圆可爱，还带着小小的翠叶短短的把。我揣着它，照样慢慢的踱出来，回到俞楼，好好的摆在书桌上。
原来满抵桩带回来给大家看，给大家讲的，可是h君其时已病了，他始终没有看见这一只橘子。匆忙凄苦之间，更有谁来慢慢的听我那《寻梦》的曲儿呢。该橘子久查无下落，大概是被我一人吃了，也只当是丢了吧。城头巷三号之屋我从此也没有再去过了。
到北京又是四年，江南的丹橘应该长得更大了。打橘子的人当然也是一样，各人奔着各人的道儿，都忙忙碌碌地赶着中年的生活去，不知道还想得起这回事吗？如果真想得起，又想出些什么来呢？
若说我自己，于几天懒睡之后，总算写了这一篇，自己看看实在也看不出所以然来，也只好就这样麻麻胡胡的交了卷。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北京
【百家在线】
俞平伯一生交友无数，但与朱自清的友情最为人称道。1920年，俞平伯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与朱自清相识，遂成好友。
从此相互唱和，书信不断，并视朱自清为一生知已。日军侵入北京时，许多文人学者奔往西南联大，俞平伯没有来得及离开北京。在北京文化界，俞平伯当年与周作人关系最密，朱自清担心他步周作人后尘，给他写信，希望他洁身自好，不要写诗。俞平伯从此真的不再写诗了，以此向友明志。朱自清去世后，俞平伯因太过伤心，记者采访他时连话都说不出来。
俞平伯长于作文，也善于讲课，先后做过北大、清华的教授。他的弟子张中行晚年回忆说，他的文章“确是杂，或说博；可是都深入，说得上能成一家之言”，是“五四后的著名散文家”，与周作人比较，“苦雨斋平实冲淡，他曲折跳动，像是有意求奇求文”。文笔“奇峭而有情趣”。然而张中行最佩服的还是他的“才”，“但我总是觉得，俞先生，放在古今的人群中，是其学可及，其才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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