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每逢回家乡去，在村边、河畔、堤坂，遇到老人拄杖散步，仍然像五十年前的一年级小学生那样，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
谈起往事，我深深感念田老师在我那幼小的心田上，播下文学的种子，老人摇摇头，说：“这不过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插柳之恩，我怎能忘。
我十岁到通州城内念高小，级任戴鸿珍老师是通州女子师范毕业生，回民。戴老师擅长算术教学，国文课却不如算术课教得好；她、在思想上也是重算术而轻国文的。
第一堂作文课，戴老师命题。出了一个什么题目，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引不起我的兴趣；于是，我便不作。别的同学都已经动笔，我却不打开墨盒，也不展开作文本，只是坐在椅子上失神发呆。
“刘绍棠，你怎么不作呀？”戴老师问我。
“不会作！”我歪着头回答。
“别人都能作，你怎么就不能作呢？”
“我觉得这个题目没意思。”
戴老师火了：“什么题目才算有意思？”
“我自己给自己出的题目。”
“依你，写！”
“我在课堂上写不完。”
“你想到堂下抄别人的吧？”
“您发现我抄别人的，打我的手板。”
“好！”戴老师忿忿地同意了，“我看你写得怎么样再说。”
我在课堂上构思，晚自习便写起来，题目叫《西海子游记》，连写了五册作文本。
我们的学校，坐落在通州城内西海子东岸，我常到这百亩碧水的柳荫翠堤上玩耍，也曾下水凫来凫去，惹得警察把我脱在岸上的衣裳扔到树梢上。我对西海子的风光景色十分喜爱，因而下笔千言。
我把这篇作文送交戴老师审阅，戴老师读后给我打了满分，从此便允许我自由命题，不必当堂交卷。
当时，学校有一个佳作栏；类似墙报，由一位爱好文学的国文老师主编；每周将各班的优秀作文集中起来评选，入选者重新誊写，画上题图尾花，张贴公布于大墙上。戴老师很爱面子，每次作文都要叮咛我：“刘绍棠，想个好题目，写得好一点，争取每周都有咱们班的佳作上墙。”
呵，那时候自己的作文能上佳作栏，比今天获得这个那个大奖和溢美之词的赞誉，更令人感到喜悦和激动。
不久，通州潞河中学的三位学生创办油印杂志《益智》周刊，读者主要是城内各小学的高年级学生，每期发行数百份。《益智》周刊选登我的作文，后来又连载我的模仿刘大白先生的《三儿苦学记》的小说《飘零》。
戴老师感到脸上光彩，却又声严色厉地对我说：“刘绍棠，别光顾了在《益智》周刊上出风头，还得把课堂上的作文写好！”
戴老师喜欢打人，我不敢在课堂作文上偷工减料。
然而，我还是挨了打。
那时，除了两周一次作文以外，每天还要写一则日记，算是课外作业。戴老师新婚，常回北京家中与丈夫团聚。我是班长，她便委我以代阅的重任。我觉得有机可乘，便从中捣鬼，不但自己不写，还免除了一些要好同学的“劳务”。不料，有一天戴老师忽然检查我的作业本，发现我一连数日都未写一字，气得当众对我进行严惩，以杉木板子的窄面打我的手心，格外疼痛。
我常常偷偷到通州万寿宫大街听评书，渐渐的听书不过瘾便买武侠小说来读。
戴老师是严禁学生阅读武侠小说的。我不但违禁偷阅，而且暗中写起武侠小说来。我给全班同学都分配了角色，有的是侠客义士，有的是绿林晌马，每人又都有一个江湖绰号，逐日编写一个故事，同学们争相传看。
一天，已经放学两个小时，就要净校关门了，我们的教室仍然笑语声喧，走读的同学不想离校回家。
戴老师赶来，发觉我在撰写武侠小说以飨读者，将我大加申斥：“没有出息，不学好，写这样的东西！”没收了我的作品，严令不得重犯。
十二岁我高小毕业，考入北京市立男二中，从此与戴老师一别五年，再也没有见过面。我曾向一些过去的老师和同学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她的下落。如果我的记忆无误，她已经年逾古稀了。
对于我的习作，戴老师并没有给予多少直接帮助，但是她能对我实行创作民主，在我产生不良倾向时又能及时予以规整，使我没有走入歧途，是应该感念不忘的。
【百家在线】
一次，南开大学请著名作家刘绍棠去作报告。当刘绍棠讲到文学创作要坚持党性原则时说：“每个阶级的作家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即使是真实的东西，也是有所写，有所不写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更是如此。”有个女学生听后，写了一张条子：“刘老师，您说作家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不能苟同。请问：既然是真实的，就是存在的，存在着的，就应该给予表现，就可以写。”刘绍棠读后，微笑着对这位写条子的女同学说：“我想看看你学生证，上面是不是贴着脸上长疮的照片。”女学生迷惑不解地问：“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多么难看呀，我怎么会去拍这样的照片呢？”
“漂亮的小姐啊，你不在长疮时去拍照片，这说明你对自己是看本质的。你知道长疮时不漂亮是暂时的，它不是你的最真实的面目，所以你不想在长疮的时候照相，更不会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你说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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