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创造力研究概览
心理学界对创造力的大力研究始于1950年，时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的guilford发表其就职演说，大声疾呼对创造力进行研究，从此创造力研究在心理学界日益受到重视。
当时guilford(1950)提出智力的结构模型理论，将智力的成分从思考的过程、内容和结果三个维度加以建构，思考过程维度包括认知、记忆、扩散思维、聚合思维和评价五种能力，而所谓的扩散思维即创造力思维或创造力。这一模型的理论价值在于将创造力置于智力的内涵结构中，并提出了许多有关创造力的界定性指标，诸如流畅性、独创性、变通性、综合能力、分析能力、已有观念重组、复杂度及评价等。之后torrance进一步基于guilford的理论，认为创造力思维测验应包含四个方面，分别为变通性、流畅性、独创性和问题敏感性。其编制的创造力思维测验用语言和图形两种形式对上述四个方面进行测查，迄今仍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guilford和torrance等人将创造力从智力的概念中剥离出来，把扩散性思维提升到与聚合思维同等的地位，并主张创造力是可以被测量的。其研究取向虽然没离开智力研究的模式，但是这一阶段可谓是当代创造力研究的奠基期。其后诸多学者致力于创造力的测量研究，将创造力视为某种有别于智力的重要心理能力，并逐渐将创造力的表现与智力测验一同纳入资优学生的鉴定中。
rhodes(1961)分析了近五十种创造力的定义，认为“创造四p”可涵盖创造力的定义，即创造者(person)、过程(process)、产品(product)和环境(press)。创造被视为一个涵盖创造者的人格特质、心理过程、创造的产品及创造者与环境互动的整体，创造力的研究焦点于是逐渐由个体的建构朝向与外在的联系，研究的视野因此日渐开阔。20世纪70年代以后，学界感兴趣于创造力究竟来自个人的特质还是外在的情景、何者影响更大等问题。其中kelly(1973)提出了较为中肯的看法，认为低共识性和低歧异性的创造表现可归因于个人特质，而高共识性和高歧异性的创造表现则归因于环境因素，其他则为特质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但这样的争议至80年代也未停止。80年代以后，创造力的研究蓬勃发展，研究创造力的学者所持的观点愈发多元，因此创造力的界定更加复杂，虽然创造力的复杂性颇高，但以多元方法整合不同理论的研究成为必要的选择。
(二) 一般创造力与卓越创造力
创造力一词琅琅上口，但是许多人的认知与诠释可能并不相同。对创造力最言简意赅的诠释，认为创意就是见人之所未见、并能有效解决当前问题的新意，其先决条件在于把问题界定清楚的能力，以及对问题的反应不固执的思维弹性。创造力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原创性，学者们对创造的重要性的认知通常并无歧异，但是对于原创性一词的内涵诠释却大不相同，其差异来自人们对创造力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对创造力的认知缺乏共识所致。其原因在于创造力是一个多维度的观念，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它，则认知自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创造力含义有二，即心理历程与超常能力(张春兴，1989)。前者意指在问题情境中超越既有经验，突破习惯限制，形成崭新观念的心理历程；后者指的是，不受成规限制而能灵活运用经验以解决问题的超常能力。其共同点在于二者皆将创造力视为解决问题的心理活动，不同之处则在于前者重视思维历程，后者重视思维能力。重视思考历程的研究就是创造力思维研究，重视思维能力的研究则是创造力研究。
关于创造力内涵的阐析智者见智，最具影响力的分析之一是美国心理学家guilford的分析，他利用因素分析方法将创造力归纳为四个广为人们所引用的因素，即流畅性(fluency)、变通性(flexibility)、独创性(originality)以及精致性(elaboration)。流畅性指的是一个人心智活动流畅，短时间内观念多、文字多或联想多；变通性指一个人思维方式变化多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独创性则是一个人行为表现超常、事物处理有独特见解；至于精致性指的是一个人深思熟虑、问题分析精密、周延完美的思维特质。guilford对创造力的诠释实际上与一般社会大众的简单认知并不相同，但却让我们很容易辨明一般创造力(everyday creativity)与卓越创造力(eminent creativity)的差异。通常，每个人都拥有一般创造力，并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诸如令人捧腹的笑话、别开生面的宴会等。以知识经济的观点看，一般创造力并不具备知识的条件。换句话说，一般创造力离转化成为具备生产力的知识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卓越创造力则不一样，卓越创造力是在领域中有杰出表现、发现或技能表现独一无二，甚至于能够生产新知识，从而影响人们生活、创造无限价值，甚至于改变世界的优异能力。诸如爱迪生、达尔文、莫扎特、爱因斯坦、康德和杜威等人均可说是具有卓越创造力的代表性人物。
一般创造力与卓越创造力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一般创造力固然也可以让生活更为充实有趣，但是国家创造力的发展，所要追求的轴心焦点是卓越创造力，其成功基础来自社会文化的营造以及教育对卓越创造力人才的培养。社会文化是否营造了鼓励创造的环境，教育培养卓越创造力人才的目标是否达成，两者都容易验证。环视周遭，许多电视节目模仿韩日剧情，教师完成教学设计自认为已拥有知识产权，学术研究的表现水平不如预期，显示的不仅是对卓越创造力的错误认知，也凸显了整个社会卓越创造力人才缺乏的困境。因此，当前社会及教育界创造力运动一片蓬勃的景象，是真正的要塑造创造的环境、培养卓越创造力人才，还是只界定在一种运动，帮助大家活络活络筯骨而已？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有必要更为严肃地阐析创造力的相关研究理论，分析创造力教育的文化影响因素之基础。我们认为创造力教育不能只是一场心血来潮的运动，而应当深入承继领域已有的丰富研究成果，探索深层的文化影响因素，并寻找有效的突破方法。
(三) 创造力理论
如前述，创造力研究取向颇多。sternberg和lubart(1999)整理归纳了不同发展时期的主要取向，发现创造力研究发展经历了从早期的神秘取向、实用取向、心理动力取向、心理计量取向，到最近的认知取向、社会人格取向，再到现今学者普遍采纳的整合取向。正如mayer(1999)所指出的，创造力研究往往依照究竟“要研究什么”而有不用的“如何研究”取向。撇开具体的研究取向，从创造力研究的探究内容上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迄今对创造力研究具有重要性的理论观点主要包括认知(cognitive)理论、社会心理(social psychological)理论以及系统(systems)理论，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但不管持何种论点，三种理论均一致认同卓越创造力的发展需要相当的条件，如认知论的创造力问题解决法需要教育启发与学习，社会心理或系统论的观点则强调社会文化情境的营造与配合。
从认知的角度看，某人很有创造力，意味着他总会想出新的、有创意且实用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此方法正是大家迫切需要的。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创造力问题解决法。创造力问题解决法的特征是，致力界定问题所在、寻求问题本质、找出解决方式并搜集有用数据。运用创造力问题解决法解决问题需要面对许多挑战，因为问题情境并不明朗，甚至于连问题本身都尚未浮现。面对这样的状况，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派上用场了。获取知识的科学方法，包括观察、实验，以及应用演绎和归纳法进行推论。科学研究方法指引了解决问题的创造者，必须先致力于界定问题，寻求对问题本质的了解，进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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