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论文认为，201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由盛大文学主持的“文学改编影视作品的第二次浪潮高峰对话”，盛大文学ceo侯小强、导演李少红、编剧王宛平、导演阿年、网络作家文雨等共同回忆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剧的热潮，并将当下网络文学频繁被改编的现象称为“第二次浪潮”。网络小说改编行情如此地被看好，那么，抢购精品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盛大文学2011年一共售出版权作品651部，其中旗下7家文学网站影视改编售出74部（含晋江文学城）。
2012年1月至9月份，这7家网站也已经售出75部小说的影视版权，可谓形势一片大好。根据cnnic网络文学用户调研数据显示，网络文学用户中有79.2％的人愿意观看网络文学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这对网络文学作者、文学网站和影视剧公司来说，无疑是一个诱人的数据。毫无疑问，如此的改编“第二次浪潮”，既有着文化艺术自身逻辑发展的前行力，也有经济利益驱动的产业化推动力，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文化“泡沫”和商业“虚值”，因此，对于戏剧影视文学之网络文学改编的文化批判，也就成为本书论文涉及的第二个话题。
在此，许多论文的文化研究观点敏锐而又犀利，颇见学术功力。例如有的论文提出了一个“网络反噬”的新概念，认为通过对这些影视作品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个文化现象，即作为今时今日人类不可或缺工具的互联网，由于人类的不当使用、过度信任和过度依赖等，正对社会行为和思想文化起着某种“反噬”作用。“反噬”只是一种现象而非本质，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影视作品中屡屡出现的“网络反噬”现象，主要代表着人类在文明的进化、转型和交融进程中的忧思与不安。然而，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提醒，无论假象还是真相，因为无论前行是以怎样的频率和速度，反观、反省、反思都是我们时刻不能丢弃的。该文在论述“网络反噬”现象时，从法律层面的网络犯罪现象、道德层面的网络道德迷局、哲学层面的人与机器互制等三个方面进行文化分析，既有学术新意也有批判力度。
此外，网络美剧“粉都”现状研究、网络小说改编影视剧的“环境污染”、网络中不明真相的“围观致死”、当下网络文学改编的宫廷剧创作迷失等网络文学改编的文化问题，也都进入了论文作者的评述视野，进行了警示式的文化自查和自省。
三
本书的论文，涉及的第三个学术话题是戏剧影视文学的网络文学改编的审美元素以及相关要素。由于改编也是一个美学系统工程，因此，它涉及的范畴颇广，主要有网络文学改编的文本重构、题材选择及其社会价值的艺术把握、受众心理分析、网络热帖改编电影的互动模式、改编的戏剧性、情感类网络小说的电影改编、网络小说的剧本化、网络时代的悲剧意味、本体论考察等。与此相关的要素论述，则是延伸到纪录片的网络化传播、网络文化与戏剧市场的关系、“央视春晚”与“央视网络春晚”的比较研究以及网络电影的运营问题。
上述所论，许多观点颇有新见，也具有一定的启悟意义。例如有的论文认为，从“文学性”到“去文学性”，从“蕴涵性”到“展示性”，从“阻拒性”到“跨文本性”，主体、展现、生存的多维度文本构建，在理性技术思维对网络文学的改造中，在“技术美学”的文本构建层面上，如果借助英加登的阐述，以传统文本“内指性”、“蕴涵性”、“阻拒性”三个特征，对照与描述网络文本主体偏移的过程。面对技术与文学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在文本的最外层，网络文学开始影响中国影视的生产方式和审美品格，反之，中国当代影视同样实践着网络文学社会动员与重塑文本主体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以“去文学性”、“展示性”、“跨文本性”为表征的“技术美学”正在逐步构建。无论是“文学性”还是“去文学性”，“蕴涵性”或是“展示性”，“阻拒性”抑或“跨文本性”，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取代关系或者取代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相互扭结的共生状态，一种普遍发生、形态丰富的文学扭结网络现象，在遭遇到“去中心化”的冲击后，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涉、互动已经构建出新的文学、文化、影视要素，这是亟待深入把握的问题。
颇有可喜的是，个别论文触及了少有论者涉猎的话题，给人以意外的学术“相遇”和思考，例如关于“微剧评”的阐述，该文确立了“微剧评”的文化概念以及“人人都是剧评人”的观点，认为在社交媒体时代，传统的剧评标准已经发生变化，它的专业化逐渐地淡出，发表评论者常常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观众，借助于互联网而使他的观点得以传播，传播的范围则是取决于他的社交圈子半径。这种评论，没有报纸的截稿时间限制，也不需要“把关人”的审核，也就削弱了发表的资格壁垒。以美国的戏剧传统为例，报纸评论一般是在首演的次日见报，这是一种“立即反应式批评”，但是，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几乎在演出结束的同时就问世了，甚至是“现场点评”的。该文阐述了“微剧评”的特点，一是评点式，碎片化；二是重评价，轻阐释；三是有互动，多驳杂，认为一个大规模生产、分享和应用数据的时代正在开启，富有草根精神的微剧评正在建立戏剧批评的新秩序，也在呈现全新的舞台艺术的互动与反馈机制。
除了宏观性质的整体评述，个案改编作品的文化和美学解剖也是本书论文作者所乐于评述的，并形成了本书论文涉及的第四个学术话题。戏剧影视文学的网络文学改编作品，关涉到了《山楂树之恋》、《搜索》、《后宫·甄嬛传》、《武林外传》、《杜拉拉升职记》、《网络杀机》、《仙剑奇侠传》、《摩尔庄园》、《神奇宝贝》、《北京故事》、《蓝宇》、《金枝欲孽》、《失恋33天》等，其中《后宫·甄嬛传》、《杜拉拉升职记》、《搜索》有多篇专论，说明了这些网络文学的改编作品触及了较多的社会、人文以及美学的敏感处。如同宏观评论的深刻锐利，微观评说也有许多灵光闪现之处。一些论文既有逻辑的推理，又有量化的论证，例如有的论文按照重要程度划分的人物类型以及数量、出现方式划分的人物类型以及数量、电影系列中的主人公类型以及数量等比较方法，对《摩尔庄园》和《神奇宝贝》两部儿童网络游戏改编的动画电影的人物文化信号进行了实证主义性质的数量分析，强化了学术思辨的说服力量，并认为网游改编的电影在人物数量上明显多于一般的电影剧本，需要更加善于区分不同人物的不同塑造方式。塑造群像的方法之一是把众多人物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他们具有相似之处，说同样的话或做同样的事，或者坚持一样的理念，行使同样的功能。即使他们各有不同，但群像描述并不刻意强调不同点，着力突出其共同点。虽然出现很多人物，但并不觉得混乱繁杂，因为其出现的目的性和功能性都很明确。
戏剧影视文学的网络文学改编问题，目前还是实践过程的“进行时”，还缺乏学术研究所需要的时间以及文化沉淀，将来“也将永远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目前，本书的论文所做的工作仅仅是“我们如何才能与不确定性状况共处，而不是去想方设法创造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状况”是充满诱惑的，而使社会大众有所期待。
“我们只是努力推销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其他人的观点”，乃是为了“与不确定性状况共处”更为美好，这是本书论文所共同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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