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知道，他们对于支持我哥哥和我当飞行员，心里一直有些自责。因为他们当初在支持时，只认为我们两个要有自己的爱好和生活，希望我们开心。可如果我哥哥不是飞行员，是一个每天可以回家的职业，或许一切都会稍微不一样一些。
父母总是容易把孩子受到的伤害包揽到自己身上，不论他们是不是真的有错。
之后我和韩千树去了南非。
我们先去办了正经事，去了基金会在那边的救助站。
南非曾是彩虹之国，但它经历了不少政治动荡，所以现在的贫富差距相当之大，社会福利也比较弱，种族歧视严重，所以环境并不好。
救助站的外表并不豪华，很朴素，在一栋老旧的楼里。因为社会治安不太好，救助站里又有一小部分临时调用的资金，所以安保设施非常齐全。
我们过去时，救助站里正有人在求助。是一位满身伤痕的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同样满身伤痕的孩子。
这是比较显眼的，还有其他求助者，都没有她的情况看起来严重。
当然，求助者是公平的，但我需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位。
于是我和韩千树先站在旁边旁听了一下，因为我的上任消息已经发过内部email，所以工作人员认得我。但bauer先生留下的老规矩就是：在非正式的场合中，即使看到会长也不必放下手中的工作，更不必感到紧张。所以他们只是冲我微笑点头，并没有耽误进程。
那位女士是黑人，孩子应该是混血，肤色浅很多。她的表情始终非常麻木。说她的老公经常对她们实施暴力，甚至监禁她和女儿。他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并且歧视她，但她无法拿到任何证据，当地的司法的执行力不足。
现在她的诉求是需要医药费，希望离婚并且获得孩子的抚养权，当然，她也希望可以得到孩子爸爸的抚养费。
基金会先替她们预约了医院，然后联络律师以及心理医生。
她们去医院，不好跟太多人，而且她好像更信任黑人，不太信任其他颜色的人种，看我们的目光有些紧张。那是一种很可怜的眼神，仿佛任何一个人都会伤害她们，孩子的一只眼眶是乌青的，完全睁不开，她看起来和音音差不多大。想起音音也曾被虐待，我就更加心疼这个孩子。
然后我和否则这起诉求的工作人员聊了一下，他很无奈地说：“虽然有相关法律条文，但执行起来有诸多困难，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很多次。不过我们会尽量努力地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它。”
“不能寻求政府帮助吗？”
“她的丈夫在本地的政府部门工作，在里面有一些朋友，他们会帮助他一起利用法律和执行的漏洞。”
“原来如此。”
“所以这起诉求最后很可能会变成基金会负担她们的最低生活需求。”他解释道：“但因为基金会的能力有限，只能够做到帮助她离婚，以及每个月一些微薄的资金帮助。”
“不能把她丈夫送进监狱？”
真不可思议。
“就目前的情形很难，医院只会出具她们确实被殴打，但按照这里的法律，警方需要切实的证据。”他苦笑道：“但这样的家庭暴力事件真的很难取证，而且那位女士很惧怕她丈夫，她不敢再回到他的身边，一分钟都不肯。”
我能理解这种心情。
“那么她经济条件如何？住房和工作以及保险都有吗？”
“她的孩子太小，这里的工作强度比较高，没有为哺乳期妇女专程安排的特殊工作，普通工作不愿意接受她。她没有住房，她的丈夫早就停掉了她的保险，她几乎一无所有。可她的丈夫歧视女儿，扬言如果她不把女儿带走就让那孩子无声无息地消失。”
“太过分了……”
“是的。”他无奈地说：“但这是无奈的现状。好在基金会可以保证那孩子顺利读书，可以让她们有食物，住在我们的救助站里的话，条件也还不错。”
我心里五味杂陈，因为清楚地知道基金会需要帮助的人太多了，比她们更可怜的也比比皆是。我们无法完全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韩千树也受了很大震动，因为她们的样子真的太可怜了，所以他问：“那我能够以我的私人身份特别赞助她们吗？”
“这不合适。”我解释给他，“你是我丈夫，你以私人身份也没有用。基金会必须保证公正。”
刚说到这，电话突然响了，工作人员接了起来，说了几句脸上立刻就变色了。她放下电话后，对我们说：“那位女士逃跑了。”
“逃跑？”
“是的，她把孩子丢在了医院，自己离开了。”
“她怎么会逃跑？”我完全没反应过来。
“暂时还不清楚，但因为孩子的伤势更重，而她说不希望更多人陪她，所以工作人员主要在陪着孩子。也许她是计划好的，要把孩子丢给基金会，她自己离开……”她说完立刻发现自己的不严谨，又改口说：“虽然这样的事也有先例，但现在尚不能确定。”
我连忙和韩千树去了医院。
医院人非常多，各个窗口都排着长队。
基金会只去了两个人，一个在交费，另一个则在配合医生给孩子做检查。
因为妈妈已经离开了有一阵子，孩子的伤势又非常严重，此时不停地哼着，小嘴鲜红。刚刚孩子穿着衣服，我并没有看明白，现在才发现孩子身上很多伤，医生说她的肋骨断了两根，一根插入内脏，需要立刻做手术。
（请记住本站地址：www.doupo7.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