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五月三十一日是圣托马斯教会小学的校庆日，恰好是暑假的前一天。那一天，所有的家长都会受到邀请，而学生们需一清早到校，旋即在教师的引导和帮助下忙碌起来……除了朗诵、音乐、歌唱、手语到静态的书法、厨艺、刺绣、缝纫等劳作美术工艺作品展示及比赛之外，圣托马斯教会小学还有一个延续了七十多年的传统节目——耶稣升天节就在复活节后第四十天的星期四，虽然每年日期不定，但圣托马斯教会小学总是在校庆日的上午上演与之相关的宗教剧，一些平日里表现较好的孩子被挑出来扮演耶稣、他的门徒以及相关人等，校工搭建起相应的场景，教师、家长和其他孩子坐在观众席上低颂赞美诗，最后由教区神父将读经台旁点燃的复活节蜡烛熄灭，象征耶稣的离世升天。
在耶稣之后迎接家长与学生们的是丰富而又美味的大餐，饭后甜点是一块长三十英尺，宽十二英尺左右的奶油草莓蛋糕，足够五百八十个成人和三百名孩子分享。家长和孩子们在这种甜蜜的气氛中散开，有些家长在背景音乐（管风琴的《上帝的诞生》）中快乐地跳起舞来，从六岁到十一岁的孩子们则大半抓着蛋糕、饮料和零食跑到了草坪和树林里。
黑头发，灰蓝色眼睛的史特莱夫在走廊上站了一会，他在找撒沙.史特莱夫，但没有找到，他又耐心地等了一会，就转身回到三年级四班的教室里去了。
亨博特先生带有小屏风的办公桌椅组合已经被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符合新负责人喜好的银灰色系列——被称之为“银貂”的暗色木材中间镶嵌着黑色的牛皮，桌子的中央，抽屉的正面，椅子的坐垫、靠背和扶手都是如此，每个镀铬不锈钢的小把手都闪闪亮，亮闪闪……霍普金斯医生低下头，他仔细端详着一个位于底层，有着一般同类两倍体积的大抽屉，它和其它抽屉一样被好好地关着，触动了那根敏锐神经的是那个小把手——它光亮的表面沾满了指纹。被精神病学的同行们称之为“恶魔”的男人弯下一只膝盖，现在他看得更清楚了，那些指纹很清晰，几乎能够分辨出“罗”和“旋”，霍普金斯伸出自己的手，比较了一下，确定指纹的主人不会超过10岁。
“可以打搅一下吗？”一个声音在他背后硬邦邦地问道：“史特莱夫先生？”
霍普金斯直起身体，转过身。
博罗夫人站在教室门口，她的脸色非常差，眼神中充满了怀疑与忿怒，她打量着霍普金斯，视线就像一把沾满了轻蔑的锥子——如果可能，她也许会在这个极富魅力的男人身上打一个洞，看看里面究竟有些什么见不得人的肮脏玩意：“请您帮我们一个忙，好啦，站在那儿不必动，”她一边大踏步地走进来，一边这样说道：“站在那儿，什么都不必动。”
亨博特先生紧跟在博罗夫人身后，他瞧也不瞧史特莱夫，眼珠子只在他的办公桌上下周围滴溜乱转。他后面还有两位教师，一男一女，其中的男性颇为尴尬地朝史特莱夫打了个招呼，而女性则一幅厌烦之色——不是对人，而是对事，很明显，她不愿意被牵扯进来，却又不得不配合——博罗夫人在这所学校有着绝对的权威，而亨博特先生是这儿的负责人。
“拉开抽屉，”博罗夫人说，“所有的。”
霍普金斯医生欣然从命，他没有碰触把手，而是用手指挑着抽屉的下沿把它们一个个地打开，抽屉里基本都是些文件、本子和用来备课的书，几乎没有私人物品，排放的整整齐齐，一目了然。
“还有箱子。”博罗夫人说，霍普金斯医生发现她的语气开始变得柔和，里面带了些许的犹豫和不稳定。
他打开了箱子，包裹着黑色小牛皮，银色撞角的文件箱带着密码暗锁的，里面装着孩子们的成绩单和考卷，博罗夫人走上前去，从里面抽出一两张翻看。
“您做得不错。”博罗夫人说，她自进来后一直紧绷着的肩膀已经完全地放松了下来。
“我能知道发生了什么吗？”霍普金斯医生问道。
博罗夫人用食指顶了顶自己的太阳穴，“很抱歉……”
“等一下，”亨博特突然打断了她：“如果可以的话，史特莱夫先生，还有衣服……”
“亨博特先生！”博罗夫人不赞同地低声叫道。
“请，”亨博特置若罔闻：“外套口袋，还有裤袋。”
“我以为羞辱性刑罚早在1784年就由罗伯斯比尔取缔了。”霍普金斯医生用那种我们所熟悉的，彬彬有礼，嘶嘶作响的声音说道：“那么，最少的，一个原因。”
博罗夫人的脸色比走进教室之前更糟糕了一点，她不安地移动了一下双脚，鞋跟在教室的地板上发出沙沙的声音：“我们接到一个申诉——对不起，不能告诉您是谁作出的申诉——宗教剧结束之后，一个小女孩在换下戏装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内裤被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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