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师志开上人是佛教的实业家，他除了教书课徒之外，还兴办宗仰中学、栖霞律学院，同时也非常重视佛教的经济实业发展，并效法百丈禅师自食其力农工的修行生活，曾经整治山林、创办农场、烧窑生产、设置染织场。家师在成立这些事业的时候，为了要向**办理登记，必需凑够人数，所以把当时十五六岁的我也登记了进去。他恐怕我不懂得此中的意义，而有所异议或感到疑惑，还特地叮咛我说：“你将来要想做‘佛门龙象’，现在就得先做‘众生牛马’。”这句话我一直奉行不逾，回想佛门的高僧大德不都是“先做牛马，再做龙象”吗？
像佛世时，舍利弗尊者除讲经说法之外，还负责精舍工程的监督，所以能威服群伦，助佛宣化。陀骠比丘在悟道之后，自愿充任知客，每天起早待晚，提灯帮忙前来参学的比丘安单，后来感得手指发光的瑞相。唐朝的志超法师勤劳众务，每有苦役，必事身先，昼夜克勤，摄引后学，因而得到时人拥戴，数百僧侣翕从学习，法席隆盛。道亮法师六载春米，曾无废惰，后来讲律，声被东夏。宋朝道法禅师白天将乞食所余，咸施虫鸟，夜晚则脱衣露坐，以饲蚊蚋，一日入定，见弥勒菩萨放光照耀，因而更加精勤。雪窦禅师甚至不愿出示大学士曾巩的推荐信函，宁可陆沉灵隐寺中，操持作务三年之久，后为龙天推出，驻锡雪窦山资圣寺时，海众云集，宗风大扬。伪山灵佑禅师及赵州禅师更是令人敬佩，一个发愿来世做老枯牛服务大众，一个希望往生后到地狱度众。而在社会上，以“牛马”精神服务大众，终能以“龙象”之姿成就事业者，更是不胜枚举，如王永庆以卖米白手起家，高清愿从基层学徒做起，林肯童年时曾做过木工、杂工学徒，富兰克林少年时曾担任蜡烛工、印刷工。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真正的“龙象”，不怕“牛马”般苦役的考验；真正以众生“牛马”自居者，也不畏“龙象”的践踏磨炼。
记忆中，我的一生似乎都和劳动、苦行结下不解之缘，好在我从小出生在农家，练就了结实的体力，举凡车水、除草、牧牛、收割等庄稼人必备的本领，我都必须学习，甚至农忙之余，我还得陪着外婆开辟菜园，种植果蔬，以维持家计。记得那时，外婆就经常对我说：“有志没志，就看烧火扫地。”不时地告诫我：“从小一看，到老一半。”要求我做事时必须认真努力。我将这些话谨记在心，一直把“工作最神圣，服务最伟大”视为一生的格言。
出家之后，我到栖霞律学院就读，也是从为人添饭、管理茶水、看守山林、搬运木柴等基本作务开始学起。到了暑假，我们每天得早出晚归到山上采无花果，以增加常住收入；寒假虽然为期稍短，但仍然忙得不亦乐乎，尤其农历春节的大扫除，单单擦拭全寺的玻璃就要花掉一个月的时间。每逢干旱时期，我还发心到江边挑水，一次来回要三个钟点左右。后来，到焦山佛学院继续学业，除了上课之外，还兼做管理油灯、烧煮饭菜等事务。总之，劳动的工作从来未停息过一天。由于白天忙于劳动服务，晚上没有照明设备，因此我就以拜佛、打坐来消磨时间，真正读书的时间并不多，但奇怪得很，我对佛法的体会却能够与日俱增。现在想来，才明白那种如“牛”似“马”般忙碌的作务生活，使我活学活用，让我“读”遍长老大德行事的风采，“读”尽寺院运作的方式，“读”通生活中修持的要诀。佛学院结业之后，我回到祖庭大觉寺，因为那里拥有数百亩的土地农庄，我在教书之余，又恢复儿时农家的生活，与稻麻菽麦、锄头耙铲为伍，从大自然中撷取源源不断的资粮。
我初到台湾时，虽然在寺院里从事的都是一些像拉车、打水、收租、采购等粗重的事情，但是因为一直习于劳力的工作，所以不但不觉得厌烦疲累，反而深深感念能有继续锻炼身心的机会。尤其最令我高兴的是，尽管过去在大陆不曾有过建筑道场的经验，然而由于具备长久的农工杂务基础，一旦有了机缘，就能够得心应手，胜任愉快。像最初在宜兰建设念佛会讲堂时，因为我每天观察施工情形，对于砂石计算、门窗装置、砖瓦搬运、刨木雕刻、浇灌水泥等了然于心，所以后来再开工兴建慈爱幼稚园的时候，在土木工程方面也就十分驾轻就熟了。
我从宜兰来到高雄之后，面对一个与宜兰乡镇截然不同的城市，我必须更加兢兢业业，努力以赴。所以从高雄佛教堂到寿山寺的建筑，对于一砖一瓦，一沙一石，我都不敢掉以轻心，总是观察再观察，研究再研究，所以在如何节省、如何赶工等细节方面，又多加一层认识，由此奠定我对土木工程的兴趣。
那时，我每天除了忙着写稿、编书、教课及一些行政事情之外，一有余暇，便关心各地建筑的外观式样及内部设计，并且不断地思考：“如果是我，我会如何如何去做……”因为有了这些概念，所以后来建设佛光山时，虽然请不起专业的工程师、建筑师，只是和木工出身的萧顶顺先生在泥地上边谈话，边计划，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筹建处，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三十多年来，佛光山一栋栋的建筑就在路边谈话商量中一一地完成了。
记得刚辟建佛光山时，经济十分拮据，每逢假日，我还得亲自下厨，为来山的游客服务，希望多得一些油香，来补助建筑经费。为了节省工资，我经常将很多工作从萧先生的手中再包回来自己做，举凡搬运砂石、搅拌水泥等需要用力的粗活，都由我和早期的徒众，如心平、心定、依严、依恒等人扛起重任，像净土洞窟两边的围墙、灵山胜境的广场、大雄宝殿前面的成佛大道、大悲殿前面的丹墀，还有龙亭、放生池等多处地方，都是在我们师徒同心协力之下完成的作品，外观虽不精美，但很坚固实用。像“牛马”一样的劳动生活不但凝聚了师徒之间的道情法爱，也锤炼着弟子们的道心悟性。
最不可思议的是，萧顶顺先生和我合作至今，三十年来，所有建设佛光山的水泥工、木工、电工、油漆工仍然还是原班人马，未曾换人，他也因为承办佛光山的多项重大工程，而成为工程界的“龙象”，许多建筑公司高薪挖角聘请他，但他还是觉得在佛光山做事，可以赚到更多的欢喜及功德，所以一一婉拒。
天生具有服务性格的我，注定我终此一生要如“牛马”般奉献人群。记得初到台湾时，我虽上无片瓦覆身，下无立锥之地，但只要看到贫苦的人，我就会不顾一切，尽一己之力给予帮助。一九五二年，花莲大地震，我连一张公车票都买不起，却本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愿心，各地行化，劝募救济震区的灾民。多少次台风过境，我和黎元誉先生抢先到灾区运送食物；后来世界各国的水涝、旱荒、震灾、风难，我除了召集各地信徒捐助外，自己也是罄其所有，解囊纤困，明知车水杯薪，如鹦鹉救火，但只想要尽一点微薄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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