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春早最近一年多的日子过得舒坦，舒坦到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在起初他只是大学里一普通文科副教授，每天上课下课，然后回家喝两杯酒后，牢骚满腹，就开始骂天骂地骂娘。以至于跟同事，跟领导，跟儿子关系紧张。
可见这人一不顺起来，那是处处不顺。
不过，自从那次在孙朝阳作品研讨会怼了国内着名的文艺评论家后，一切好像都变了。
老迟一口气写了好几篇研究论文为孙朝阳张目，竟阴差阳差地赶上了寻根文学研究大潮。然后，幸运女神开始向他露出微笑。
很快，迟春早评了正教授，后又因为学术成就评为文学院副院长。
现在更不得了啦，他成为沈学大师兄，开创了一个学术门类，好处便源源不绝而来。现在出门在外，别人看到他，神情都是异常恭敬地喊一声“迟教授。”
各类资源都在向他倾斜，有国家的专项研究基金，有各类学术报告，有公费旅游度假。另外，学校还让他带博士生，这可是以前自己连想都不敢想的。
迟春早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结识了孙朝阳。或许朝阳同志不能为自己带来实在的好处，但这人似乎有种特质，任何和他沾边的人运气都非常好。有时候人啊，不得不相信命数这种东西。
所谓，时来天地皆协力，春风得意马蹄轻。
中协那边有意把鲁奖办成中国文学最高奖项之一，与茅盾奖并列，能够做评委，可以把迟教授的声誉推到另一个高峰。
鲁奖是综合类文学大奖，囊括了所有的文学类型，有中短篇小说，有诗歌，有散文，杂文、有文艺评论，有文学翻译……林林总总，工程浩大。
按照门类，评审委员会下面设了该项奖的办公室。
迟春早本来在办公室里只是一个普通评委，但因为是新学科带头人，加上师兄弟们的协力，竟成为散文办公室的副主任，负责具体推荐工作。
忙碌了一个多月，各地各单位报上来的散文作品总算是筛选出来，候选。
鲁奖的奖项很多，不像茅盾奖只给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因为体量大的缘故，第一届也就区区几本。鲁奖则不同，按照评委会设置，短篇小说有六个名额，中篇小说名额初步定为十本，酌量增减，没办法，如今中篇小说实在太繁荣了，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实在难以舍弃。
报告文学奖初步预计有十个名额，酌情增减。之所以给这么多名额，那是因为报告文学也红，其中很多内容都比较犀利。比如最近一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反映南疆两山炮战的《覆盖覆盖》，反映西海固地区脱贫攻坚的几篇文章，都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人民文学》已经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一大阵地，很多读者都是冲着报告文学去买的书，没办法，这些内容你在报纸和电视新闻报道上根本看不到，图的就是个新奇新鲜。
诗歌类奖项有十个，颁发给单独一首诗，而不是组诗、长诗和诗集。迟春早禁不住腹诽，单独一首诗实在太短，体现不出诗人在文学上的成就，漏洞也不小，将来搞不好要弄出一地鸡毛。不过，这就不是他需要操心的了。
相比之下，散文类奖要严肃许多。散文杂文奖，只颁发给合集，散文有十个名额，杂文也是十个。
翻译类奖名额有五个，也是颁发给正式出版的文学翻译类书籍。这个奖迟春早感觉含金量十足。翻译家首先你要精通一门外语，然后还要有深厚的写作功底。
他平时有时间的时候会去翻译类评审办公室转转，看看他们选了些什么书上来。一看，不禁大大地羡慕——这工作真清闲啊——翻译类作品本就少，各出版社推荐上来的也就几十本，评委阅读量极小。每次开工作会议，都是在喝茶抽烟聊天打屁中度过的。
选送上来的翻译类文学作品大多是翻译的欧美十八十九世纪的诗歌，有《莱蒙托夫诗集》，有《华滋华斯诗集》，有歌德的《浮士德》，通俗易懂。至于二十世纪欧美现代诗，比如庞德的意象派诗歌，野兽派代表诗人金斯堡的《嚎叫》，还有波德莱尔的作品，那是一部都没选。没办法，现代诗的标准挺乱，选上去难免引起争议，就不折腾了。
比起翻译组的清闲，散文组劳动强度有点大，下面的作协和出版社送上来几百本散文集，有的还很厚实，通读一遍都是一件恼人的任务。关键是，现在的散文都不好看啊。你一翻开书，文章除了写景还是写景，一会儿是家乡的凤尾竹，一会儿是草原上的马兰花，一会儿又是巍峨太行山，千篇一律，看得人直打瞌睡。
作为散文评奖办公室副主任，迟春早就不止一次在同志们面前吐槽：“作家的创作也是分年龄段的，少年心事总是诗，所以，青少年作家大多进行诗歌创作，主要是字少，容易上手。小说则要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和大量的写作训练以及对人情事故的认识，所以，小说家的成熟期，大多从二十五岁开始，到五十岁结束。老年人创作激情退散，也只能去写散文了。所以，现在的散文最大的问题是寡淡如水，没有激情，也给不了读者情绪和思想上的触动。”
对他这个观点，办公室的其他评委是认可的，但是没有办法，活儿还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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