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人们普遍认为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红颜已衰”。
她在纽兰-阿切尔童年时期第一次在这里露面，那时她是个光彩照人的漂亮小姑娘，9到10岁的样子。人们说她“应该让人画像”。她的父母是欧洲大陆的漫游客，经过幼年的漂泊之后，她失去了双亲，被姑妈梅多拉-曼森收养。她也是位漫游客，刚刚要回纽约“定居”。
可怜的梅多拉一再成为寡妇，经常回来定居（每一次回来住房的档次都要降低一点），并带着一位新丈夫或者新收养的孩子。然而几个月之后，她又总是与丈夫分道扬镰或者与被监护人闹翻，赔本卖掉房子，又动身出去漫游。由于她母亲原姓拉什沃斯，而最后一次的不幸婚姻又把她与疯癫的奇弗斯家族的一个成员联在一起，所以纽约人都十分宽容地看待她的偏执行为。不过，当她带着成了孤儿的小侄女回来的时候，人们还是觉得把那个美丽的小姑娘托付给这样的人很可惜。孩子的父母尽管因爱好旅游令人遗憾，生前却颇有人望。
人人都对小埃伦-明戈特怀有善意，尽管她那黑黝黝的红脸蛋与密实的髭发使她显得神情愉快，看起来与一个仍在为父母服丧的孩子很不相称。轻视美国人哀悼活动的那些不容改变的规矩，是梅多拉错误的怪癖之一。当她从轮船上出来的时候，家人们见她为其兄戴的黑纱比嫂嫂的短了7英寸，而小埃伦居然穿着深红色美利奴呢，戴着琥珀色珍珠项链，像个吉卜赛弃儿一样，大家都极为震惊。
然而纽约早已对梅多拉听之任之，只有几位老夫人对埃伦花哨俗气的穿着摇摇头，而另外的亲属却被她红扑扑的脸色与勃勃生气征服了。她是个大胆的、无拘无束的小姑娘，爱问些不相宜的问题，发表早熟的议论，且掌握一些域外的艺术形式，比如跳西班牙披肩舞，伴着吉他唱那不勒斯情歌。在姑妈（她的真名是索利-奇弗斯太太，但她接受教皇所授爵位后恢复了第一任丈夫的姓，自称曼森侯爵夫人，因为在意大利这个姓可以改为曼佐尼）指导下，小姑娘接受的教育虽开支昂贵却很不连贯，其中包括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照模特的样子画像”，与职业乐师一起弹钢琴五重奏。
这样的教育当然是无益的。几年之后，可怜的奇弗斯终于死在疯人院里，他的遗孀（穿着奇特的丧服）又一次收摊搬家，带着埃伦走了。这时埃伦已长成一个又高又瘦的大姑娘，两只眼睛分外引人注意。有一段时间她们音讯全无，后来消息传来，说埃伦嫁给了在杜伊勒利宫舞会上认识的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波兰贵族富翁，据说他在巴黎、尼斯和佛罗伦萨都拥有豪华住宅，在考斯有一艘游艇，在特兰西瓦尼亚还有许多平方英里的猎场。正当人们说得沸沸扬扬之时，她却突然销声匿迹了。又过了几年，梅多拉为第三位丈夫服着丧，又一次穷困潦倒地回到纽约，寻找一所更小的房子。这时，人们不禁纳闷，她那富有的侄女怎么不伸出手来帮帮她。后来又传来了埃伦本人婚姻不幸终结的消息，她自己也要回家，到亲属中求得安息与忘却。
一周之后，在那次重大宴会的晚上，纽兰-阿切尔看着奥兰斯卡伯爵夫人走进范德卢顿太太的客厅时，想起了这些往事。这是个难得见的场合，他心情有点紧张，担心她将怎样应付。她到得很晚，一只手还未戴手套，正在扣着腕上的手镯，然而她走进汇集了纽约大多数精英的客厅时，并没有流露丝毫的匆忙与窘迫。
她在客厅中间停住脚步，抿着嘴，两眼含笑地打量着四周。就在这一瞬间，纽兰-阿切尔否定了有关她的容貌的普遍看法。不错，她早年的那种光彩的确已经不见了，那红扑扑的面颊已变成苍白色。她瘦削、憔。淬，看上去比她的年龄稍显老相——她一定快30岁了。然而她身上却散发着一种美的神秘力量，在她毫无做作的举目顾盼之间有一种自信，他觉得那是经过高度训练养成的，并且充满一种自觉的力量。同时，她的举止比在场的大多数夫人小姐都纯朴，许多人（他事后听詹尼说）对她打扮得不够“时新”感到失望——因为“时新”是纽约人最看重的东西。阿切尔沉思，也许是因为她早年的活力已经消失了，她才这样异常地沉静——她的动作、声音、低声细气的语调都异常沉静。纽约人本指望有着这样一段历史的年轻女子声音会是十分洪亮的。
宴会有点令人提心吊胆。和范德卢顿夫妇一起用餐，本来就不是件轻松事，而与他们一位公爵表亲一起用餐，更不啻是履行一种宗教仪式了。阿切尔愉快地想道，只有一个老纽约，才能看出一位普通公爵与范德卢顿家的公爵之间的细微差异（对纽约而言）。纽约人根本不把到处飘泊的贵族放在眼里，对他们甚至还带有几分不信任的傲慢（斯特拉瑟斯那伙人除外）；但是，当他们证明自己和范德卢顿这样的家族有某种关系之后，便能受到老式的真诚热情的接待，这往往使他们大错特错地把这种接待完全归功于自己在《德布利特贵族年鉴》中的地位。正是由于这种差别，年轻人即使在嘲笑他的老纽约的时候依然怀念它。
范德卢顿夫妇竭尽全力突出这次宴会的重要性。他们把杜拉克-塞沃尔与特利文纳-乔治二世的镀金餐具拿了出来。范德卢顿太太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幅卡巴内尔的画像，而阿切尔太太佩戴着她祖母的米珠项链和绿宝石，让她儿子不由得想起了伊莎贝的微型画像。所有的夫人小姐都戴着她们最漂亮的首饰，不过她们的首饰大部分镶嵌得特别老式，成了这所住宅与这一场合独有的特点；被劝来的拉宁小姐戴的是她母亲的浮雕玉，还披了件亚麻色的西班牙披肩。
奥兰斯卡伯爵夫人是宴会上惟一的年轻女子，然而在阿切尔细细端详那些钻石项链与高耸的驼鸟翎毛中间光滑丰满的老年人的脸庞时，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她们竞显得不及她成熟。想到造就她那副眼神所付的代价，他不觉有些惊恐。
坐在女主人有首的圣奥斯特雷公爵自然是今晚的首要人物。然而，如果说奥兰斯卡伯爵夫人没有人们预期的那样突出，那么这位公爵就更不引人注目了。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并没有（像最近另一位公爵客人那样）穿着猎装来出席宴会，但是他穿的晚礼服是那样蹩脚，那样寒酸，他那副尊容益发显出衣着的粗陋（躬腰坐着，一把大胡子技散在衬衫前），让人很难看出是出席宴会的打扮。他身材矮小，弯腰曲背，晒得黝黑的皮肤，肥厚的鼻子，小小的眼睛，脸上挂着不变的微笑。他少言寡语，讲话的时候语调特别低，尽管餐桌上的人不时静下来等待聆听他的高见，但除了邻座，他的话谁也听不见。
餐后男士与女士汇合的时候，公爵径直朝奥兰斯卡伯爵夫人走去。他们在角落里刚一坐下，便热烈交谈起来。两个人似乎谁也没有意识到，公爵应该先向洛弗尔-明戈特太太与黑德利-奇弗斯太太致意，而伯爵夫人则应该与那位和蔼的癔症患者、华盛顿广场的厄本-达戈内特交谈。他为了能与她幸会，甚至不惜打破了1至4月份不外出用餐的常规。两个人一起聊了将近20分钟，然后伯爵夫人站了起来，独自走过宽敞的客厅，在纽兰-阿切尔身边坐了下来。
一位女士起身离开一位绅士，去找另一位绅士作伴，这在纽约的客厅里是不合常规的。按照礼节，她应该像木偶似地坐在那儿等待，让希望与她交谈的男士一个接一个地到她身边来。但伯爵夫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违背了任何规矩，她悠然自得地坐在阿切尔身旁沙发的角落里，用最亲切的目光看着他。
“我想让你对我讲讲梅的事，”她说。
他没有回答，反而问道：“你以前认识公爵吗？”
“唔，是的——过去在尼斯时我们每年冬天都和他见面。他很爱赌博——他是我们家的常客。”她直言不讳地说，仿佛在讲：“他喜欢拈花惹草。”过了一会儿她又坦然地补充道：“我觉得他是我见过的最蠢的男人了。”
这句话令她的同伴异常快活，竟使他忘记了她前一句话使他产生的微震惊。不可否认，会见一位认为范德卢顿家的公爵愚蠢、并敢于发表这一见解的女士，的确令人兴奋。他很想问问她，多听一听她的生活情况——她漫不经心的话语已经很有启发地让他窥见了一斑；然而他又担心触动她伤心的回忆。还没等他想出说什么，她已经转回到她最初的话题上了。
“梅非常可爱，我发现纽约没有哪个年轻姑娘像她那样漂亮、聪明。你很爱她吧？”
纽兰-阿切尔红了脸，笑道：“男人对女人的爱能有多深，我对她的爱就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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