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工资到手后，俺大先给自己买上三条普滕牌香烟和两捆瓶装芋头干酒，再用购粮证从周营公社粮管所买回来全家必须的米油面后，已所剩无几。
俺们家曾经为买一台工农牌缝纫机，一家人紧衣缩食了整整两年才把借的钱还上。所以，除了精神上自我感觉比社员优越外，至于吃的喝的穿的好像还不如普通社员滋润光鲜。
现在家里养了二十多只、据俺娘说可以满足俺们弟兄三人学费的安哥拉长毛兔，因此每天需要满满漾漾两粪箕子青草，才能让兔子吃饱安静、不再咣当兔门子，以便生长出优质的毛……就连不到十岁的弟弟也不能闲着，开始提着竹篮子跟俺们薅草凑数。
从我记事起，我好像一直在为家里的吃穿干活。最早，应该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
当秋霜满地，棒子、高粱收过以后，光秃秃的田地里只剩下棒子茬、高粱茬和其埋在土里看不到的鸟窝状的根部（俺们称之为棒子疙瘩、高粱疙瘩）时，俺娘就扛起在中国形状最古老的农具——镢头——一把刃部加钢非常锋利的镢头，只有这样的镢头才能轻易刨开已板结了的黄土地。
这时候，俺娘总是带着我和俺哥。
总有使不完劲的俺娘在前面双臂抡开、镢头高举重落，一两下就能刨起一个“疙瘩”；人小体弱、倍感疲乏的我和俺哥总是坐在距她身后两三米的地上，每磕几个就拧着腚往前挪挪。
俺娘干活不休息，所以俺兄弟俩就没法停下来，直到吃饭时间，俺大推着借来的独轮车来装棒子、高粱疙瘩，我和俺哥才能回家吃饭休息。
那时，虽说煤炭金贵、大都是以烧柴草为主，可村里的庄户人家的自留地多，收获的棒子秸、高粱秸、芝麻杆加上在公家的田边地头东抓西划，总能烧上一年半载，所以除了俺家没有人到队里的大田里费时费力地刨这些沾满泥土、不熬火的疙瘩。正因为没人要，俺家人才可以随便刨，刨多少也没人管没人问，不然公家的东西谁敢动，如果偷拿了公家或私人的财物，是要挂在脖子上、驮在背上游街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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