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在他们上初中前的那个年代的农村,非常的农村化,农民除了漫不经心的种地,其他的事情几乎不做。农闲时,满县城的大街上,一眼就看到了一伙、一伙的年轻人,都是农村人,横着膀子逛街。他们对“老非”非常不满,竭尽全能嫉妒、排挤非农业户口的人。他们发泄这种不满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路灯全砸毁,或是对着“老非”们的家属院扔石头,或是不时长呼短叫地怪叫声吓唬“老非”们一个心惊肉跳,或是说几句离谱的流氓话,看看“老非”漂亮的女人躲得远远,哎,基本上样样“坏事”都干。他们就是当时社会的唯一不安定因素。水生天然的应该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然而,水生硬是没有参与到帮伙里面去。
尤其幸运的是,当二人升初中时,教育走向了正规化,恢复了高考制度。水生就更没有时间去参与帮伙了,他被报纸上刊载的学科学少年宁波的事迹感动了,更为有了机会摘掉“草帽子”振奋,他开始订立一个从没有想过的目标:有一份按月拿工资的工作,有一辆自行车(因为他看到舒朗曾经骑过一辆足够馋得全班人流口水的飞鸽自行车,而且还是大链盒的,还是首都产的。他还试着骑了一回,付出的代价是,将带到学校的煎饼卷狗肉,给舒朗吃了一卷),脱掉母亲缝制的布鞋,穿上一双能反光的皮鞋(说明:他也没有见过舒朗穿皮鞋,舒朗的鞋和他的没有多大的差别,最好的,依旧是令“老农”们气愤的是冠以“篮网”、“压边”之类名称,从商店里买的鞋子,而且舒朗穿的鞋子经常是在大母脚趾的突出部位打个补丁,也算作是“老非”的特殊待遇)。――这就是水生咬牙切齿确立的的人生“三个一”的奋斗目标,至于那个梦,是个遥望不可及的目标。
舒朗对水生有种不用沟通的亲切感,水生对舒朗有种天然的差距感。对此舒朗说,这是城乡差别,可是水生认为这样不公平。
令水生认为不公平的事情,有一些连水生自己都认为是无法说出口的。阳刚、活力四射的舒朗,很有人缘,很多同学愿意跟着他,主要是因为关键时候他能奋不顾身的冲上前去“堵抢眼”,抱打不平,仗义执言,带头与临班的人打架。校长、教导处主任来听课,别的同学双手背起来那叫笔直一个板,极富认真地听课,他却依然如故,我行我素,双手放在课桌上,脑袋还敢左右张望。结果是,被听课老师记入在案,校长公然在全校大会上,指名道姓的怒斥舒朗。一向对舒朗比较给面子的班主任不可忍受羞辱,在班上狠狠地批了舒朗三天,让他写了三份检讨,擦了三天黑板,看他有些悔过,才没有把家长叫来。
说也怪,舒朗被校长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批评,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是很严厉的。但是人家舒朗不久后还因为学习成绩突飞猛进,被推为学生尖子,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要知道上台做典型发言的五个人中,有一个高考成绩列全省理科头名,除了舒朗外,那三个走的可都是比南开大学还要名气大的名校啊。
更多的女同学喜欢他――发自内心的喜欢――只是发自内心而已,她们都觉得舒朗有些高不可攀,更因为他从不和女同学首先说话。水生做不到,因为自卑,心里怎么想的?羡慕是有的,只是一刹那的功夫出现过。
舒朗很率真,还有比较典型的事例:有一次,还没有到最后一节自习课下课时间,窗外有其他班的人已经放学了,舒朗拎起书包喊了声“走啦。”很多人呼隆隆的跟着出了课堂门,走不多远,看到班主任迎面走来,其他的同学争着抢着往回跑,其中就有水生。舒朗却高声说:“一帮两面三刀的家伙。”照走自己的。
事后舒朗埋怨水生不率真,水生说要尊重老师,舒朗说应该尊重真实。水生说你们“老非”可以什么都不顾及,我是“老农”,起跑本身就迟了,瞪大了眼睛,增强戒备心才对。
这件小事里最让舒朗不舒服的是,水生的一句貌似谶语的话:你敢这样做,因为你是强者,将来,舒朗,你注定是失败者。为此舒朗好长时间没有理会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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