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卢特金发现暴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传染病后，立即决定用处理公共卫生问题的办法来解决它，抑制传染。他发起了一个名叫“治疗暴力”（nce）的组织，找来刑满释放人员和金盆洗手的黑帮成员，像疾控工作者控制传染病那样，深入社区，阻断暴力传染。有人遭到枪击时，他们就赶往医院病房，劝说受害人不要实施报复。他们收集凶杀威胁情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更宽泛地说，他们试图改变社区的规则，让滥用暴力的人受到鄙视，而不是尊敬。“暴力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行为，也能成为被抛弃的行为。”
近几年，“治疗暴力”的模式已经传播到美国其他城市和国外，甚至传到了伊拉克和哥伦比亚，取得的成绩引人注目。细致的评估显示，“治疗暴力”能够以微不足道的成本，将严重暴力行为的数量减少四分之一或更多。加里·斯卢特金认为，如果获得充足的资源，经过微调的模式能够将凶杀案发生率降低70%。
瑞秋·贝克维斯、莱斯特·斯特朗和加里·斯卢特金医生寻找创新和有效的方法回馈社会，反映出我们表达仁善之心的渴望。我们希望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目标，而途径之一，就是与一个高于我们自己的使命相连。本书介绍了在美国和国外利用研究成果、实证策略和天才创意来阻止暴力、促进健康、发展教育、传播机会的创新者，并展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我们也能为世界带来些许改变。我们着重描写的人们，有的募集或捐献资金，比如瑞秋和她的家人，以及从这场悲剧中汲取力量的支持者；有的是组织者，比如斯卢特金和斯特朗；还有很多是冲在最前线的步兵。在一场用新的智慧、方法和经验减少贫穷和不义，解决社会问题的变革中，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从美国孩子辍学到非洲肠道寄生虫疾病，很多令人欣喜的全新应对方法已经诞生，能够为众多问题带来改善。在某些案例中，人们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20世纪的很多社会问题都看似无法解决，难以根治。我们探索火星，把移动电话装进腕表，却不能保证市中心贫民区家庭的安全；我们能测定胶子这样的亚原子粒子，能设计出会开车、会互动，还能击败象棋大师的机器人，却只能心有不甘地承认，在把孩子留在学校的战斗中，我们败下阵来；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在某些地方长大的男孩更有可能进监狱而非上大学，这是一种不正确也不公平的现象，但我们却举起双手，向贫民区的形势投降。暴力和贫穷，无论是在刚果还是在芝加哥，都依然是严峻的现实。
担任《纽约时报》驻外记者期间，我们结了婚。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想，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帮助身边有需求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城里最乱的街区为打击暴力出力，或者在学校当志愿者。我们大部分人只付出零星的努力，比如在这里或那里捐些钱。和很多美国人一样，我们两人也有必须得保住的正式工作，为抚养孩子忙得不可开交，这导致我们只能通过非常有限的方式寻找高尚的使命和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不是定期去教堂，将支持献给某个宗教机构的人，而且，虽然我们想伸出援手，但从来不知道该如何从非营利组织铺天盖地的吁求中做出选择。基本上，我们对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国内外的人们感到困惑。因此，我们考察了怎样才能更好地创造影响，怎样才能帮助一个机构做出有效的改变。这本书，就是我们的成果。
在最慷慨的人中，美国人民占有一席之地，尽管也许并不是最最慷慨的。“世界捐助指数”（g）试图测量各国人民的慷慨程度，虽然每年的结果各不相同，但已有超过五年时间，澳大利亚荣登榜首，爱尔兰其次，美国位列第三。在美国人每年捐献给慈善事业的3150亿美元中，大约四分之三来自个人捐款。慈善超越了社会阶层，美国的穷人和中产阶层尤其慷慨。位于收入最底层的20%人群[3]，捐款额占到收入的3.2%，显著高于收入最高的20%人群的捐款收入比（1.3%）。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每年为慈善捐款[4]，男性、女性和儿童平均每人捐款约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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